當代文學中消失的性愛：從《波特諾伊的抱怨》到#MeToo時代

45年前，當菲利普·羅斯發表小說《祖克曼解脫》時，《紐約時報》稱其為「懺悔之作」。這部作品被視為羅斯對其代表作《波特諾伊的抱怨》所引發爭議的回應。

《波特諾伊的抱怨》於1969年出版，以一個猶太青年的性強迫症為主題，是一部才華橫溢的傑作。然而，這本書卻招致了反猶主義、厭女症、性過度等指控。羅斯在後續作品中讓主人公祖克曼承認自己「背叛了每一個因信任、性愛、愛情而與他結合的女性」。

性愛描寫的消失現象

如今的美國文學界出現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異性戀性愛描寫正在大幅減少。

作家莉莉·金在《作家與戀人》中巧妙地描繪了主人公凱西的身體慾望。當她的暗戀對象站在她身後時，金寫道：「我變成了動物：警覺、謹慎、好奇。」然而，這部小說中沒有一個詳細的性愛場景。

類似地，艾琳·索默斯在《十年婚外情》中生動描述了主人公科拉的想像出軌，但當幻想變成現實時，性愛場景變得模糊不清：「他們躺下，他對她很溫柔，然後不那麼溫柔，然後一點也不溫柔了。」

妮可·卡菲的《舞蹈》同樣如此。作者精確地描寫了芭蕾舞者塞斯的身體—汗水、氣味、橘皮組織和失去的腳趾甲—但在性愛場景中，這種感官強度突然消失了。

文化背景：#MeToo與「異性戀宿命論」

#MeToo運動之後，對異性戀關係的文化態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學者阿薩·塞雷辛創造了「異性戀宿命論」這個概念，描述女性對男性表現出疲憊感的現象。

如果你聽過直女或雙性戀女性說「希望自己是女同性戀者」，那你就了解這種宿命論。約會軟體的普及和色情內容的氾濫讓現實中的性愛關係變得令人困惑和疲憊，以至於放棄似乎更具吸引力。

華文世界的不同軌跡

有趣的是，華文文學界呈現出不同的發展軌跡。台灣作家如朱天心、駱以軍，香港的韓麗珠，以及中國大陸的棉棉、衛慧等，在處理性愛主題時展現出更為直接和大膽的態度。

這種差異可能源於不同的文化語境。華文世界雖然也面臨現代化帶來的關係困境，但並未經歷與美國完全相同的#MeToo運動衝擊。同時，儒家文化背景下的含蓄傳統與現代性解放之間的張力，為文學創作提供了獨特的表達空間。

浪漫小說的繁榮悖論

與純文學的性愛描寫減少形成對比的是，浪漫小說市場的空前繁榮。「浪漫奇幻」（romantasy）這一新類型的興起，甚至催生了專門的書店。

然而，浪漫小說本質上是幻想文學，必須以「從此幸福快樂」作結。純文學則承擔著不同的使命：不是逃避現實，而是為現實提供新的視角。

米蘭達·朱利的《四面牆》在這方面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小說中已婚的敘述者與一個年輕男子發展出高度情色的聯繫，最終通過與曾與該男子發生關係的女性做愛來滿足自己的慾望。這種不安的設定推動主人公重新發現自己的慾望。

避談性愛的代價

當小說家迴避性愛描寫時，他們暗示—無論是否有意—性愛並不重要。這種做法切斷了角色發展的重要途徑，也限制了讀者與作品的深層連結。

1960和70年代，意識提升小組幫助女性討論性愛，讓她們更好地享受性愛，不為自己不喜歡的事情自責。性教育家謝爾·海特在1976年發布《海特報告》時，收到了數千封女性來信，都表達了類似的寬慰：「知道不只是我一個人這樣，我感到很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