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籠子裡只有古柯鹼」——我們該如何重新理解成癮？

把你關進一個房間。沒有手機，沒有窗戶，沒有出口。房間裡只有一樣東西：一大堆古柯鹼。

你會怎麼做？

這個看似荒謬的問題，是哲學家漢娜·皮卡德（Hanna Pickard）新書的核心。書名直白得讓人一愣：《如果你獨自被關在籠子裡，身邊只有古柯鹼，你會怎麼做？》。她想讓讀者在回答之前先停下來想一想——不是去評判成癮者，而是去理解那個「籠子」本身。

兩種敘事都說錯了什麼

關於成癮，社會長期存在兩種主流說法。

第一種是道德模型：成癮者是意志薄弱的人，是自作自受的道德失敗者。這種觀點在正式的科學與政策圈早已被拋棄，但皮卡德指出，它仍像污染物一樣滲透在文化空氣中，影響著大眾對成癮者的直覺反應。

第二種是1990年代興起的「腦部疾病模型」。這個模型以去污名化為旗號，主張成癮是大腦被藥物「劫持」後產生的病理狀態，用意是把成癮從道德問題轉化為醫療問題。但皮卡德認為，這個模型同樣有其盲點：它把成癮者描繪成完全被動、毫無主體性的受害者，而這既不符合事實，也無助於真正的康復。

她的定義更為務實：成癮是「藥物使用出了問題」的狀態——在付出巨大代價的情況下，行為仍持續，並損害了當事人自身的福祉。關鍵在於，這個「為什麼」沒有單一答案。

有人是因為生活在深度孤立與絕望中，藥物是唯一的慰藉。有人是因為藥物成了某種「依附對象」，在混亂的世界裡唯一可以信賴的存在。有人的自我認同已與成癮綁在一起，「我就是個癮君子」成了唯一能理解自己的故事。還有人——這是皮卡德特別點出、卻常被忽略的一群——是以藥物作為自傷或慢性自殺的方式，因為這比直接的肢體傷害更容易跨越心理門檻。

責任不等於譴責

廣告

廣告合作

[email protected]

廣告

那麼，我們該如何對待成癮者？

皮卡德從臨床經驗出發，提出一個核心區分：責任（responsibility）與譴責（blame）是可以分開的。

責任意味著承認當事人仍有主體性與選擇空間，這對康復至關重要——沒有任何藥物能「治癒」成癮，康復本身是一個需要主動參與的過程。但責任不必然導向敵意、懲罰或道德審判。她用親子關係打比方：父母可以讓青少年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同時不否定他們的人格價值。

她在書末分享的一個臨床片段令人印象深刻：在團體治療中，患者在一張白紙上寫下承諾——「我不會使用藥物。如果我使用了，我承諾打電話給團體中的某個人」——然後由治療師和患者共同簽名，並寫上鼓勵的話語。患者把這張紙帶走，有時隨身攜帶。「你無法用一張紙治好腦部疾病，」她寫道，「但這張紙是責任的象徵，也是一個可以放在口袋裡帶著走的具體關懷。」

「籠子」在亞洲社會的形狀

皮卡德的「籠子」比喻——孤立、經濟弱勢、童年逆境——在亞洲社會有其特殊的形狀與重量。

在台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近年持續修訂，逐步引入「治療替代刑罰」的機制，方向上與減害（harm reduction）政策靠攏。但社會對成癮者的污名化仍然深重，求助的門檻依然很高。在香港，2019年以來的社會動盪與隨之而來的集體心理創傷，讓精神健康與成癮問題的討論更加複雜。在中國大陸，強制隔離戒毒的法律框架與皮卡德所倡導的「以關懷為基礎的責任」模式之間，存在根本性的張力。

更廣泛地看，東亞社會普遍存在的高度競爭壓力、家庭期待、以及對精神健康問題的沉默文化，本身就構成了皮卡德所說的「籠子條件」。當一個社會讓孤立、絕望、無出路感長期存在，它就已經在為成癮問題施肥。

值得注意的是，皮卡德特別強調康復需要「重新建構身份認同的故事」——「我曾是成癮者，但現在我是另一個人了。」這在重視面子文化、過去標籤難以抹去的社會脈絡中，面臨更大的結構性阻力。

不同視角的張力

從神經科學角度，部分研究者認為皮卡德對「腦部疾病模型」的批評過於強硬。前額葉皮質在長期藥物使用後的功能性變化是有神經影像學證據支持的，完全否定生物因素的解釋力，在科學上仍有爭議。

從政策角度，葡萄牙2001年將個人持有藥物去刑事化、轉向治療支持的改革，是皮卡德框架最有力的現實印證之一。二十年後的數據顯示，成癮率與愛滋病毒感染率均顯著下降。這個案例在亞洲政策圈的討論中仍屬少數，但正在緩慢引起關注。

從當事人視角，「被當作有主體性的人，而非被貼標籤的病人或罪犯」的需求，跨越文化邊界普遍存在。污名化是康復最大的結構性障礙之一，這一點在全球研究中已有相當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