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吾爾活動家寄望高市首相　對抗中國新法壓力

世界維吾爾大會副主席訪日，呼籲日本積極應對中國「民族團結法」，歐洲關注度下降令人權組織憂心

在東京二月底的一場研討會上，世界維吾爾大會副主席祖姆熱泰·阿爾金面對台下聽眾，語氣中透露著既期待又擾憂的複雜情緒。她此行的目的很明確：在中國推進新法制化的關鍵時刻，尋求日本的更積極支持。

「民族團結法」的真實意圖

中國正在推進的「民族團結法」表面上宣稱促進各民族和諧，但人權組織普遍認為這是對少數民族監控的進一步法制化。這項法案的時機選擇並非巧合——正值國際社會對新疆議題關注度下降之際。

更值得注意的是，該法案可能將監控範圍延伸至海外維吾爾人社群。據人權組織統計，全球約有150萬維吾爾人居住在海外，他們長期面臨來自北京的間接壓力，包括對留在新疆家人的威脅。新法可能為這種跨境施壓提供法律依據。

阿爾金特別提到歐洲態度的轉變。「歐洲的關注度正在減弱，」她坦言。這一觀察並非空穴來風。自2020年維吾爾議題達到國際關注高峰後，烏克蘭戰爭、能源危機等議題逐漸占據歐洲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

德國作為歐洲最大經濟體，其對華政策已明顯從「人權優先」轉向「經濟實用主義」。法國總統馬克宏近期的訪華行程中，維吾爾議題幾乎未被提及。這種轉變讓維吾爾活動家深感憂慮。

高市早苗首相的人權外交立場為維吾爾議題帶來新希望。她在擔任國會議員期間就積極推動維吾爾人權法案，被視為日本政界少數對此議題持續關注的政治人物。

然而，日本面臨的外交現實同樣複雜。中國是日本最大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額達3,714億美元（2025年）。日本企業在新疆的商業利益，以及對中國市場的依賴，都成為政府制定對華政策時必須考量的因素。

「民族團結法」的影響可能遠超新疆地區。分析人士指出，該法案建立的監控機制可能成為北京對台灣、香港以及東南亞華人社群施壓的新工具。

對於亞太地區的華人社群而言，這項法案帶來的不確定性尤其令人擔憂。在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國家，華人社群與中國大陸的文化經濟聯繫可能成為北京施加影響的管道。

維吾爾議題正成為檢驗國際人權機制有效性的試金石。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雖然通過相關決議，但執行力度明顯不足。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程序也因中國的不合作態度而進展緩慢。

在這種情況下，像日本這樣的中等強國的立場就顯得格外重要。日本既是G7成員，又是亞洲重要經濟體，其態度可能影響整個地區的人權外交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