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的兩根支柱正在崩塌，世界秩序往何處去？

兩次世界大戰殺死了一億人。從那片廢墟中誕生的，不只是一個國際組織，而是兩個改變世界運作邏輯的確信：侵略戰爭不可容忍，殖民帝國必須終結。1945年6月，《聯合國憲章》在舊金山簽署，將這兩個確信寫入了國際法的基石。然而，八十年後的今天，這兩根支柱正在同時動搖。

「長久和平」的終結，比我們想像的更深層

聯合國基金會資深研究員丹·敏·吳（Thant Myint-U）於5月21日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長文，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診斷：當前的國際危機，根源不在於「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崩潰」，而在於更深層的道德確信的喪失。

他列舉的症狀觸目驚心。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美以聯合對伊朗的軍事行動、蘇丹與巴勒斯坦的持續衝突——這些不只是孤立的地區危機，而是大國自身也開始發動侵略戰爭的訊號。與此同時，核武器現代化加速，戰略軍備控制協議相繼失效，甚至核設施本身也遭到直接軍事打擊。聯合國的調停功能，在這些衝突中幾近缺席。

丹·敏·吳的核心論點在於區分兩件常被混淆的事：冷戰後以美國霸權為基礎的「自由國際秩序」，與1945年建立的「反戰爭、反帝國」雙重確信，是兩回事。前者的衰落不等於後者的終結，但後者正因為被遺忘而走向死亡。

聯合國曾經做到過的事

要理解這篇文章的力道，需要回到歷史。

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瑞典籍秘書長達格·哈馬舍爾德幾乎在一夜之間部署了聯合國史上第一支維和部隊，為英法以三國的侵埃行動提供了「體面撤退」的出口，同時強化了「侵略戰爭不可容忍」的國際規範。1958年黎巴嫩危機，聯合國觀察員部隊為美軍撤離創造了條件。彼時的秘書長沒有軍隊，卻擁有作為「公正仲裁者」的道德權威。

更重要的是，1950至60年代，亞非新興獨立國家大批加入聯合國，印度、迦納、印尼等國將憲章中「主權平等」與「人類尊嚴」的語言轉化為政治訴求。1960年，聯合國大會在「非洲亞洲集團」主導下通過《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使聯合國明確站在反帝國主義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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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歷史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說明：聯合國的成功不是因為制度完美，而是因為支撐制度的確信在政治上是活的，被各國政府與人民所捍衛。

這對華人世界意味著什麼？

丹·敏·吳的分析，對於華人世界有著特殊的複雜性。

從中國大陸的角度，北京長期以「反霸權主義」與「不干涉內政」為外交旗幟，在話語上與「反帝國主義」的聯合國傳統有所呼應。然而，中國在安理會使用否決權阻止對俄羅斯的制裁決議，又在南海問題上採取被鄰國視為擴張性的立場，使其「多極世界」的主張在實踐層面充滿矛盾。北京究竟是新興多極秩序的建設者，還是另一種形式的地區霸權？這個問題在東南亞國家中引發的疑慮，並未因反美情緒的上升而消散。

對於台灣而言，聯合國秩序的動搖是雙面刃。一方面，「侵略戰爭不可容忍」的規範若持續弱化，台灣的安全處境將更加嚴峻。另一方面，台灣本身被排除在聯合國體系之外長達半個世紀，對於「聯合國能保護誰」這個問題，台灣社會有著比任何地方都更切身的懷疑。

東南亞的華人社群與各國政府，則面臨著「選邊站」壓力日益升高的現實。美中競爭加劇、地區衝突風險上升，使得長期奉行「大國平衡」策略的東南亞國家，戰略空間正在收窄。

在經濟層面，國際秩序的不穩定直接衝擊全球供應鏈。中東緊張局勢影響能源價格，歐洲戰事推高糧食成本，而這些波動最終都會傳導至亞洲製造業與消費市場。

誰在說話，誰在沉默

值得注意的是，丹·敏·吳的批評並非只指向西方。他明確指出，美以對伊朗的軍事行動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都是「侵略戰爭」——這種對稱性批評，在西方主流媒體中並不常見。

他的處方也耐人尋味：需要的不是制度改革（儘管安理會擴大常任理事國席次仍然重要），而是「確信的復活」——通過願意捍衛這些確信的政治領導人、能在行動中體現這些確信的新任秘書長，以及再次要求「無戰爭、無帝國」的全球公民社會。

這個處方的問題在於：在大國競爭激化、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今天，誰有資格、有意願、有能力來扮演這個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