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戰爭新模式：鮑威爾主義的終結

從伊朗空襲看川普政府軍事介入的新手法，靈活性優於明確目標的戰略思維轉變。

當炸彈在週末開始落向伊朗時，大多數美國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樣感到驚訝。儘管美軍在中東的軍事部署在前幾週已經加強，但華盛頓和德黑蘭之間的談判仍在進行中。

這次突然的軍事行動揭示了美國對待戰爭的全新方式——一種與1990年代確立的「鮑威爾主義」截然相反的手法。

傳統戰爭理論的顛覆

前國務卿柯林·鮑威爾在海灣戰爭期間建立的鮑威爾主義，為軍事力量的使用設定了明確原則：武力應該是最後手段，只有在所有非暴力手段都用盡後才能使用。如果戰爭不可避免，必須有明確目標、清楚的退出策略，並獲得公眾支持。

這套源於越戰教訓的理論，旨在避免長期衝突、高傷亡、經濟損失和國內分裂。鮑威爾曾寫道：「軍事領導人不能默默同意為了美國人民無法理解或支持的半生不熟理由而進行半心半意的戰爭。」

然而，川普總統的軍事介入模式徹底改變了這一傳統。從2017年的敘利亞攻擊到2020年暗殺蘇萊曼尼將軍，再到最近的伊朗戰爭，一個清晰的模式正在浮現。

最顯著的特點是將模糊性作為戰略優勢。與鮑威爾主義強調公開最後通牒不同，川普政府偏好出其不意。這次伊朗攻擊就是在談判進行中發動的，沒有公開警告，也沒有明確的時間表。

在獲得民眾支持方面，川普也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沒有國會授權投票，沒有向民眾解釋的宣傳活動。在上週長達兩小時的國情咨文演講中，川普對伊朗戰爭只字片語帶過。

川普政府還避免設定明確的軍事目標。在宣布對伊朗開戰時，總統表示目的是「通過消除伊朗政權的迫在眉睫威脅來保衛美國人民」，儘管德黑蘭既沒有進行鈾濃縮，也不擁有能夠到達美國的導彈。

一天後，川普在社交媒體上寫道，轟炸的目標是實現「我們在整個中東乃至全世界實現和平的目標！」他既說過目標是伊朗政權更迭，又說計劃與取代最高領導人的新領導層進行談判。

對委內瑞拉的干預也是如此。起初說是為了阻止毒品和幫派成員進入美國，後來又解釋為將馬杜羅繩之以法、奪回「從美國偷走的石油」，以及符合門羅主義的新推論。

這種新的戰爭手法對亞太地區具有深遠影響。在中美競爭加劇的背景下，美國軍事介入模式的轉變可能重塑地區安全架構。

對台海兩岸而言，川普政府的「戰略模糊」可能帶來雙重效應。一方面，不可預測性可能增強對中國大陸的嚇阻效果；另一方面，盟友和夥伴可能難以制定長期戰略規劃。

東南亞國家面臨的挑戰更為複雜。在南海爭端中，美國是否會採取類似的突然軍事行動？這種不確定性可能迫使區域國家重新評估與美國的安全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華人世界對川普新戰爭模式的反應並非一致。台灣可能將其視為對中國大陸的有效制衡，香港和新加坡的華人社群可能更關注對國際貿易和金融穩定的影響，而海外華人企業家則可能擔心地緣政治風險對投資環境的衝擊。

這種差異化反應反映了華人世界內部的複雜性，也凸顯了川普戰略轉變對不同利益群體的不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