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開始學習國家資本主義：一場代價未知的實驗

一個長期批評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正在悄悄採用類似的工具。

2026年3月，投資銀行拉扎德（Lazard）執行長彼得·奧爾薩格與前CIA副情報主任賈米·米西克等人，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深度分析，將當前美國政府的做法定名為「裁量式國家資本主義（Discretionary State Capitalism）」。他們的核心論點是：這不只是政策力度的加強，而是性質上的根本轉變——從可預測的規則體系，走向以政治交易為核心的干預模式。

美國究竟做了什麼？

拜登政府時期的產業政策，雖然也是政府主導，但仍以法規和合約為框架。2022年通過的《晶片與科學法》為半導體企業提供補貼，附帶詳細合約條件；《通膨削減法》以稅收抵免引導清潔能源投資。企業至少能根據明確規則做出長期規劃。

川普政府的轉變更為激進。政府開始直接取得關鍵礦產項目的股權，以及所謂「黃金股（golden shares）」——賦予政府對企業重大決策的直接否決權。防衛承包商被命令停止發放股息與股票回購，將資金轉向新建生產設施。製藥公司和信用卡公司被要求降價。

最引人矚目的案例是與輝達（Nvidia）的交易：允許輝達向中國出口先進AI晶片H200，條件是將銷售額的25%作為出口費用繳納給美國政府。這個安排被原文作者形容為「自稱交易高手的川普尋求財務收益」的典型做法——但同時也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政策工具。

對蘋果和台積電，白宮則以關稅威脅為籌碼，迫使兩家公司承諾在美國境內大規模投資。與此同時，行政當局正在侵蝕獨立監管機構的自主性：美國最高法院預計將支持解除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民主黨委員職務的決定，使反壟斷審查和外資審查更直接服從於行政意志。

這對華人世界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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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灣、香港到東南亞，這場政策轉變牽動的利益遠比表面複雜。

台積電的兩難是最直接的縮影。台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投資，本是在關稅壓力下做出的戰略妥協。但當美國政府同時向輝達開放對中出口通道，台灣的科技業者不得不重新評估：美國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策略，究竟是保護盟友的長期承諾，還是隨時可被交易替換的籌碼？

從北京的角度來看，這場變化提供了某種詮釋空間。中國政府長期以來被西方批評為「扭曲市場的國家資本主義」，而今美國正在採用相似的工具——政府股權、定價干預、以監管權換取政治目標。這在外交論述上為北京提供了對等批評的依據，也可能影響全球南方國家對「西方市場規則」的信任度。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本身也在這場賽局中積極出牌。去年，北京對美國科技巨頭發動一系列反壟斷調查，明顯是以市場准入作為貿易談判的槓桿。荷蘭政府則接管了中資背景的半導體企業安世半導體（Nexperia），理由是擔憂智慧財產權外流至中國。各方都在使用相似的邏輯，只是名稱不同。

2015年至2025年的十年間，全球貿易與投資的新限制措施數量增加了五倍。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已明顯分裂為以西方或中國為核心的兩個陣營，全球貿易占GDP的比重也已趨於停滯。這不是暫時的波動，而是結構性的重組。

歷史的警告與當下的風險

論文作者援引兩個歷史案例提出警示。1970年代美國的價格管制導致能源短缺，未能控制通膨；1975年英國政府將英國利蘭汽車（British Leyland）國有化，儘管注入數十億英鎊，最終仍以解體告終。

作者的核心論點是：國家介入本身並非必然失敗，但若未能同步解決結構性問題——勞動力短缺、技能落差、繁瑣的監管環境——再多的政府投資也難以奏效。更危險的是，裁量式介入會扭曲企業行為：與其投資研發提升生產力，不如投入資源遊說政府、爭取政治關係。這對仰賴長期技術積累的產業尤其有害。

此外，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鴻溝可能進一步擴大。能夠進入政府「交易圈」的大型既有業者將獲得更多優勢，而缺乏政治資本的新創企業和中小企業則面臨更不公平的競爭環境。這對科技創新生態系統的多元性是一種威脅。

論文最後指出，這場轉變不會隨著川普政府的結束而消失。監管獨立性一旦被侵蝕，便難以恢復；地緣政治競爭的邏輯也不會因政黨輪替而消失。其他國家——包括歐洲、日本、甚至東南亞——都在以「本國優先」為由，採用越來越靈活（也越來越不透明）的干預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