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中國警察站」審判：證人指控遭受騷擾

紐約聯邦法院審理涉嫌非法中國警察站案，政府證人作證稱抗議後遭受組織性騷擾。此案揭示北京海外影響力滲透的運作模式，對全球華人社群意味著什麼？

他只是舉了一個抗議牌，走上街頭，反對在自己居住的城市設立一個沒有任何官方標誌的「服務站」。隔天，騷擾電話就開始了。

法庭上的指控：一個站點，三項罪名

2026年5月12日，紐約聯邦法院，一名美國政府證人在庭上作證，描述他在參與抗議一處據稱由中國福州市當局指揮的非法警察站後，隨即遭到有組織的騷擾。這份證詞出現在對盧建旺（64歲）的審判過程中。

美國司法部對盧建旺提出三項指控：以未經授權的方式充當中國政府代理人、共謀充當外國代理人，以及妨礙司法。檢察官的論點不止於此——他們主張，這一案件是中國在海外系統性部署影響力網絡的縮影，而非孤立事件。

根據起訴書，涉案站點對外宣稱提供行政協助服務，包括協辦中國駕照更新等手續。但檢察官指控，其實際功能包括監控被中國當局視為異見人士的海外僑民，並對特定人士施壓，迫使其返回中國大陸。

要理解這宗案件的分量，必須放入更大的背景來看。總部位於西班牙的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於2022年發布報告，指中國在全球逾50個國家設有類似的非官方站點，此後愛爾蘭、加拿大、荷蘭等國相繼關閉境內相關設施，並驅逐涉案人員。

這個模式的核心矛盾在於：它利用了開放社會的自由，來壓制那些逃離不自由環境的人。

對於台灣、香港及東南亞的華人社群而言，這個議題有著特殊的現實意義。許多人或其家人曾經歷、或正在經歷跨國鎮壓的壓力——從施壓家屬傳遞「勸返」訊息，到在社群媒體上的持續監控。紐約法庭上的陳述，在某種程度上是這些經歷的法律化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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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立場的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事實。

美國政府的立場清晰：這是主權侵犯，必須依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嚴格追究。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民主黨或共和黨執政，對此類案件的強硬態度始終保持一致，顯示這已超越黨派分歧。

北京的官方立場則是：這些站點是向海外中國公民提供行政便民服務的自願性機構，西方國家的指控是「中國威脅論」的政治操弄。中國外交部多次強調，相關活動屬於正常的領事服務範疇。

海外華人社群的聲音最為複雜。部分人確實將這類站點視為與故鄉保持聯繫的橋樑；但也有許多人，尤其是來自政治敏感背景的人，因在中國大陸有親屬而選擇沉默。這種沉默本身，就是研究者眼中跨國壓制存在的間接證據之一。

從國際法角度看，核心爭議在於《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的適用邊界。未經地主國同意、在正規外交機構體系之外運作的活動，可能構成明確的主權侵犯——但「服務提供」與「監控強制」之間的法律界線，在實踐中並不總是清晰的。

這宗案件觸及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當一個人離開了某個政治體制，那個體制的管轄權是否隨之終止？

對於居住在民主國家的華人而言，這個問題不是抽象的。它關乎能否公開批評北京政策而不必擔心家人受到牽連；能否參與公民社會活動而不被列入某份名單；能否在異鄉真正擁有那個政治體制所承諾的自由。

審判結果尚未揭曉，但這場法律程序已經在做一件重要的事：它試圖為「跨國鎮壓」這個長期存在於灰色地帶的現象，建立可供援引的法律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