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手機成為暴力的傳播者：社交媒體時代如何當一個「見證者」

早上打開手機，突然跳出一段男子被槍殺的影片自動播放。在水族館陪女兒時，意外看到這樣的畫面。這就是生活在2026年的我們面臨的現實。

上週，明尼亞波利斯發生的亞歷克斯·普雷蒂槍擊案透過社交媒體瞬間傳遍全球。多角度拍攝的影片推翻了政府「企圖暗殺的恐怖分子」說詞，揭露了真相。但同時，我們也面臨一個沉重的問題：這扇「通往世界的窗戶」，我們該如何使用？

非政治性創作者開始發聲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事件中發聲的不只是政治活動家。高爾夫網紅、編織帳號，甚至連「新英格蘭墓碑」這樣的Facebook專頁都在批評執法部門的過度武力。

政治顧問阿曼達·利特曼形容這個現象為「自2020年以來的轉捩點」。研究顯示，「非政治性創作者和一般民眾往往是特別有說服力的信使」，因為他們與追蹤者之間的信任關係，使得資訊傳播比傳統媒體更具影響力。

在華人社會，我們也見過類似現象。從香港的社會運動到台灣的太陽花學運，非政治性的KOL和一般網友的聲援往往能觸及更廣泛的群眾。但當政治暴力影片透過演算法無差別推送時，這帶來了新的挑戰。

演算法製造的分化現實

當前資訊環境最大的問題是，每個人都在看不同的「現實」。同一個事件，根據你追蹤的帳號和演算法，會收到完全不同的資訊。

TikTok美國業務出售後，傳出批評ICE（移民海關執法局）的影片無法上傳，或觀看次數歸零。公司解釋為「資料中心故障」，但許多用戶懷疑遭到審查。真相未明，但平台所有權變化可能影響資訊流通的擔憂浮上檯面。

對華人世界而言，這並非遙遠的問題。無論是在台灣、香港還是東南亞，我們都依賴這些全球平台進行資訊交流。當平台政策受到政治因素影響時，華人社群的聲音傳播也會受到衝擊。

「只攝取有解藥的毒」

利特曼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資訊消費原則：「只攝取有解藥的毒」。意思是，只深度關注自己能夠採取行動的問題，對於無能為力的資訊保持距離。

例如，與其詳細了解遙遠國家的衝突卻無法行動，不如專注於當地市長選舉。這是在資訊過載時代保持心理健康，同時持續社會參與的智慧。

在華人文化中，「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傳統智慧與此有相通之處。但利特曼實踐的「每週六晚餐聚會」——不直接談政治卻建立人際關係的做法，或許為華人社會提供了新的參與模式。

建立真實世界的連結

利特曼在2025年進行了一個實驗：每個週六在家舉辦晚餐聚會，一年下來接待了100多人、40多個孩子。她稱這是「2025年做過最政治性的事情」。

「當ICE來到紐約時——他們會來的——我要發簡訊求助的人，就是那些來我家吃過飯的人，以及他們的朋友和網絡。」這種建立真實關係的方式，在危機時刻比線上連結更可靠。

在亞洲社會，家庭聚餐本就是重要的社交形式。但在數位時代，如何透過這些傳統方式建立有意義的社群連結，值得我們重新思考。

數位時代的見證責任

智慧型手機讓我們成為全球暴力和不公的「見證者」。但僅僅觀看還不夠，重要的是如何將這種體驗轉化為行動。

利特曼堅持「價值觀展示是好事」：「右翼試圖讓惡意展示變得酷炫。我們應該為做好人感到驕傲。」在華人社會中，「做人要低調」的文化可能讓我們對公開表態感到不安，但在資訊戰的時代，沉默可能意味著默許。

從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到香港的社會運動，華人社會已經證明了集體發聲的力量。關鍵在於找到適合自己文化脈絡的參與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