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成受害者選擇沉默：大學的承諾與學生的不信任

84%的受害者，選擇什麼都不說。

這不是因為事情不嚴重，而是因為他們不相信說了有用。2024年美國「高等教育性不當行為與意識調查」涵蓋10所大學、共180,323名學生，結果顯示：約五分之一的女性及跨性別、非二元性別學部生在校期間曾遭受性侵；男性學部生中，也有十七分之一有相同經歷。

然而，在這些數字背後，更值得深思的問題是：為什麼大多數人選擇沉默？

不是不想說，而是不敢相信說了有用

2022年，一支由社會學家、心理學家與博士研究生組成的研究團隊，在美國一所大型大學對約2,500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並事先對67名學生、教職員進行深度訪談與焦點座談。

研究者的問題並不只針對受害者，而是向所有人詢問：「你認為你的大學會如何對待遭受性侵的學生？」

答案幾乎一面倒地悲觀。

許多受訪者提到，他們的判斷不只來自對性侵事件的觀察，還來自大學對其他傷害事件的處理方式。例如，某學生團體曾公開使用「墮落」、「變態」等字眼羞辱LGBTQ+學生，但校方沒有任何懲處。一名學生說得直接：「如果大學連歧視和不公義都不願意出面，我們怎麼能相信他們在性暴力問題上會站在我們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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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用「制度性背叛（institutional betrayal）」來描述這種感受——當一個機構未能保護成員免受傷害，或在事後回應不足時，人們所產生的被背棄感。研究顯示，遭受性侵的大學生中，有50%至90%同時感受到制度性背叛。更值得關注的是「二次制度性背叛」：即使自己未曾受害，光是目睹學校對他人的冷漠回應，也足以讓學生失去信任。

學校在保護誰？

訪談中，受訪者反覆提到一個共同印象：大學行政單位更在乎「機構聲譽」，而非學生安危。有人直言，學校的第一反應是「危機公關」，而不是「幫助受害者」。

這種結構性矛盾在2025年變得更加尖銳。川普政府頒布行政命令，禁止聯邦資助機構推行多元、公平與包容（DEI）相關計畫，許多大學隨即關閉了女性中心與多元文化中心——而這些正是學生舉報歧視與性侵的重要管道。

研究者早已指出，性侵與歧視往往相互關聯：在歧視事件更普遍的校園，性侵發生率也更高。因此，同步處理兩類問題才是有效策略。然而，這一策略的制度基礎，正在被政策逐步拆解。

對於華人社會的讀者而言，這個議題有其特殊的參照意義。台灣近年在性別平等教育與校園性騷擾防治上持續立法推進，但執行層面的落差仍是討論焦點。香港與新加坡的大學在處理類似事件時，同樣面臨「制度公信力」的質疑。而在中國大陸，#MeToo運動曾於2018年短暫引發校園性侵的公開討論，但相關網路討論隨後受到管控，制度性的舉報管道至今仍不透明。

不同社會脈絡下，「沉默」的原因各有不同——有時是文化壓力，有時是制度缺位，有時是對後果的恐懼。但沉默本身，卻是跨越國界的共同現象。

信任能被設計出來嗎？

研究者提出幾個方向：大學可以舉辦社區會議，直接聆聽學生對校園安全的真實感受；也可以主動向學生徵集改善建議，而非只是單向發布政策。研究者坦承，這些都只是起點，尚未經過系統性驗證。

問題的核心或許不在於「設立多少個舉報管道」，而在於學生是否相信，舉報之後會有真實的改變發生。制度的設計可以很完善，但如果學生從日常觀察中已得出「說了也沒用」的結論，再多的窗口也只是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