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生學的「受害者」，真的只是受害者嗎？

一個人可以同時是受害者，也是歷史的行動者嗎？

20世紀上半葉，優生學席捲全球。美國強制絕育超過6萬人，納粹德國系統性屠殺數十萬障礙者，中國在民國時期亦出現優生學論述的本土化浪潮。這段歷史的道德判斷從未模糊——那是國家對人體的暴力，是以「科學」之名行歧視之實。

然而，歷史學家科琳·麥奎爾（Coreen McGuire）與亞歷克斯·艾爾沃德（Alex Aylward）近期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在這場壓迫的歷史中，障礙者是否曾經試圖主動介入，甚至利用優生學的話語來保護自己？

歷史檔案裡的複雜人性

長期以來，優生學的歷史敘事幾乎只有一種結構：國家與科學菁英作為加害者，障礙者作為沉默的受難者。這個框架並非錯誤，但它可能是不完整的。

研究者在翻閱大量一手史料後發現，部分障礙者並非完全被動。聽障社群中有人主張「聽覺障礙不具遺傳性」，試圖以此論述將自身排除在強制絕育的對象之外。身體障礙者有時將矛頭指向精神障礙群體，以「我們不同」的邏輯尋求豁免。這些行為在道德上絕非值得讚揚，但它們揭示了一個更真實的歷史圖景：即便在極端壓迫之下，人仍然試圖思考、談判、甚至做出不完美的選擇。

這不是為加害者辯護，也不是要減輕歷史罪行的重量。這是在問：我們是否願意承認，被壓迫者也是有能動性的人，而非只是歷史的陪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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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是現在？技術讓舊問題重新浮現

這個學術問題在2026年具有強烈的當代迴響。

基因編輯技術CRISPR持續進化，產前基因篩查已能偵測數百種遺傳特徵，人工智慧輔助的遺傳風險預測正在商業化。更關鍵的是，這些技術不再以「優生學」自稱——它們以「健康選擇」、「生育自主」、「預防醫學」的面貌出現在市場上。

在華人世界，這個議題有其特殊的歷史脈絡。中國大陸的《母嬰保健法》（1994年）曾引發國際社會關於「現代優生學」的激烈爭議。台灣、香港與東南亞華人社群在面對產前篩查普及化時，也各自面臨不同的文化與法律框架。當「選擇」與「壓力」之間的界線愈來愈模糊，歷史的教訓就愈來愈迫切。

不同立場，不同解讀

障礙權利倡議者對這類研究往往抱持警惕。他們擔憂，強調受害者的「能動性」可能被誤讀為「他們也有責任」，從而稀釋國家暴力的罪責。這種顧慮有其正當性，尤其在政治氣候敏感的地區，歷史詮釋很容易被工具化。

歷史學者則傾向於認為，承認複雜性才是對歷史的真正尊重。將受壓迫者簡化為純粹的受難者，雖然出於善意，卻可能是另一種形式的去人性化——剝奪了他們作為有思想、有掙扎的人的資格。

從亞洲文化視角來看，集體主義的社會脈絡使得「個人在壓迫結構中的能動性」這一問題更加複雜。在一個強調群體和諧的社會裡，個體的抵抗與協商往往以更隱微的形式出現，不易被西方中心的學術框架所捕捉。

對政策制定者而言，這段歷史提醒我們：任何以「科學」或「公共健康」為名的生育政策，都必須接受最嚴格的倫理審視。因為歷史一再顯示，「為了更好的未來」的論述，最容易成為侵害個體尊嚴的包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