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戰火燃起油價，亞洲股市首當其衝

美以對伊朗的軍事衝突引發全球油價急漲，南韓與日本股市領跌全球。對高度依賴能源進口的東亞經濟體而言，這場中東危機的代價遠比西方世界沉重。

同樣一場發生在波斯灣的戰事，對不同地方的人意味著截然不同的事。對華盛頓來說，那是一場戰略博弈；對首爾和東京來說，那是每天早上加油站顯示牌上跳動的數字。

2026年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展開軍事行動，中東局勢驟然升溫。隨之而來的原油供應衝擊，迅速傳導至全球金融市場——而在這場震盪中，東亞的能源進口大國承受了最為直接的衝擊。

首爾跌12%、東京跌9%，亞洲為何首當其衝

自衝突爆發以來，南韓綜合股價指數（KOSPI）已下跌12%，日本日經225指數跌幅亦接近9%，兩者均領跌全球主要股市。這一現象並非偶然，而是結構性脆弱的直接呈現。

南韓與日本是全球最依賴能源進口的主要經濟體之一。南韓的能源自給率不足5%，原油幾乎百分之百仰賴進口，其中逾七成來自中東地區。日本的情況相近，能源自給率約為13%，且高度集中於中東原油。一旦霍爾木茲海峽的航運出現哪怕短暫的不確定性，這兩個國家的經濟神經便會立即繃緊。

南韓政府上週已採取行動，宣布對油價漲幅設定上限，試圖遏制通膨蔓延。這一措施折射出首爾對能源成本失控的高度警覺——畢竟，南韓的出口導向型製造業，從三星電子的晶片廠到現代汽車的生產線，對能源價格極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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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一個值得深思的對比：同樣面對油價上漲，中國大陸所受的衝擊在性質上與南韓、日本有所不同。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原油進口國，但其能源來源更為多元——俄羅斯、中亞、非洲、中東均有佈局，且近年來在新能源領域的投資規模龐大。更關鍵的是，中國與伊朗之間存在深度的經貿往來，在此次美以對伊軍事行動中，北京的外交立場與華盛頓存在根本分歧。這意味著，這場危機不僅是能源問題，更是一次地緣政治的重新排列。

對台灣而言，情況則更接近南韓與日本。台灣能源自給率極低，且高科技製造業（尤其是半導體）對穩定電力供應有近乎苛刻的要求。油價高漲若推升電價，台積電等企業的生產成本將面臨上行壓力，進而影響全球晶片供應鏈的成本結構。

東南亞的情況則更為分化：馬來西亞、越南等石油出口國或可從油價上漲中獲益，而新加坡、泰國等能源進口國則與南韓、日本同樣面臨輸入性通膨的壓力。

這場衝擊的時機，對亞洲出口經濟體而言尤為不利。全球需求本已因貿易摩擦和主要經濟體增速放緩而承壓，原油成本的急升進一步壓縮了企業利潤空間，也讓各國央行在「抑制通膨」與「支撐增長」之間的抉擇更加兩難。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這次危機再度暴露了東亞經濟體在能源安全上的結構性弱點。這一弱點並非新發現——1973年石油危機、1979年伊朗革命、1990年海灣戰爭，每一次中東動盪都曾引發類似的警示。然而，每次危機過後，能源轉型的步伐往往在經濟壓力緩解後重新放慢。

值得關注的是，各方對此次危機的解讀存在明顯分歧。支持能源多元化的人士認為，這正是加速再生能源投資的契機；另一些分析人士則指出，短期內可再生能源無法填補化石燃料的缺口，過激的政策轉向反而可能加劇供應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