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賭注法案」：預測市場的自由化邊界在哪裡？

美國參議員亞當·希夫提出「DEATH BETS Act」，擬以聯邦法律明確禁止與戰爭、暗殺、個人死亡掛鉤的預測市場合約，直接挑戰CFTC的鬆綁監管路線。

當一個市場可以對「某人何時死亡」下注，自由市場的邊界究竟在哪裡？

2026年3月，美國參議員亞當·希夫（加州民主黨）提出了一項名為「DEATH BETS Act」（死亡賭注法案）的立法草案，要求以聯邦法律明確禁止與恐怖主義、戰爭、暗殺及個人死亡相關聯的預測市場合約。這不只是一場金融監管的技術性爭論，更是一場關於「什麼可以被市場化」的根本性辯論。

事件核心：一場監管方向的正面交鋒

預測市場是一種讓參與者對未來事件結果下注的金融機制。Polymarket、Kalshi等平台近年來在美國迅速崛起，尤其在2024年總統大選期間，其預測準確度被廣泛認為超越了傳統民調，引發主流媒體的高度關注。

然而，問題的癥結在於：這類市場的邊界應該在哪裡？

根據現行的《商品交易法》（Commodity Exchange Act），CFTC（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已擁有權力，在認定涉及戰爭、恐怖主義或暗殺的合約「違背公共利益」時予以阻止。但這一判斷完全取決於當時的監管機構領導層——換言之，保護範圍會隨政治風向而改變。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局勢出現了關鍵轉折。CFTC新任主席麥克·塞利格於2026年2月撤回了2024年提出的廣泛禁止政治預測市場的規則草案，批評前任的做法是「監管過度」。這一舉動被市場普遍解讀為預測市場全面鬆綁的信號。

希夫的法案正是對這一鬆綁路線的直接反擊。一旦法案通過，任何在CFTC登記的交易所，將被禁止上架任何「涉及、關聯、參照恐怖主義、暗殺、戰爭或個人死亡，或可被解讀為與某人死亡密切相關」的合約。「可被解讀為密切相關」這一措辭刻意設計得寬泛，目的是堵塞監管漏洞。

希夫在聲明中直言：「對戰爭和死亡下注，創造了一個讓內部人士利用機密信息牟利的環境，危害國家安全，並助長暴力。對生命下注沒有任何正當理由，這樣的市場也不會帶來任何公共利益。」

加州眾議員麥克·萊文將在眾議院提出配套法案，兩院聯動推進立法的意圖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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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法案在此時提出，並非偶然。

塞利格撤回禁令草案僅一個月後，立法層面的反制就已到位。這說明民主黨議員在監管機構轉向的同時，正試圖通過立法手段鎖定底線——將某些禁止事項從「監管裁量」提升至「法律明文」，使其不再因政治更迭而動搖。

希夫身為參議院農業委員會成員（該委員會負責監督CFTC），其立法行動不只是政治表態，而是具有實際推動力的制度操作。

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這場爭論折射出拜登後時代美國金融監管的深層張力：一邊是特朗普時代任命的監管官員推動去監管化，另一邊是民主黨議員試圖通過立法鞏固監管底線。預測市場只是這場更大博弈的縮影。

這場博弈的利益格局遠比表面複雜。

對於Polymarket和Kalshi等預測市場平台而言，法案若通過，將直接限制其合約範疇。但弔詭的是，「死亡賭注」類合約若引發社會強烈反彈，反而可能拖累整個行業的公信力。部分業者或許寧願接受針對極端案例的限制，以換取政治預測、經濟指標等主流合約的合法化空間。

從國家安全角度看，希夫的擔憂有其現實依據。若政府官員或情報人員能夠憑藉非公開信息，對「某場戰爭是否爆發」進行押注，這在本質上與金融市場的內幕交易無異，且後果更為嚴重。

然而，自由市場的支持者和部分經濟學家則強調預測市場的「信息聚合功能」——市場參與者為未來風險定價，有助於提升社會整體的風險認知。他們認為，禁止此類合約反而會讓風險信號變得不透明。

對加密貨幣和去中心化金融（DeFi）生態而言，問題更加棘手。Polymarket等去中心化平台本就部分運營於美國監管管轄之外。若美國收緊法規，相關活動可能只是轉移至監管真空地帶，而非真正消失。

這場辯論對華人世界並非遙遠的他山之石。

在香港，博彩業受到嚴格監管，預測市場的概念至今仍屬法律灰色地帶。在台灣，選舉預測市場雖有學術討論，但正式的金融化平台尚未出現。在東南亞華人社群聚集的市場，線上博彩和預測平台的監管差異懸殊，部分平台已在運作類似機制。

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對死亡下注」所引發的倫理不適，可能比西方社會更為強烈。生死議題在華人文化中有其特殊的道德敏感性，這使得此類市場即便在法律上獲准，也可能面臨更大的社會阻力。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對預測市場的態度截然不同——幾乎所有此類平台均被禁止，官方對「金融投機」的整體態度保守。這一對比本身，也是理解美國此次立法爭論的一個參照座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