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學歷女性逃離婚姻：90%離婚率背後的制度性問題

當一家財富500強企業的高學歷女性員工90%主動離職時，董事會會怎麼做？調查、整改、甚至換掉CEO。但當這個數字出現在婚姻制度中時，社會卻習慣性地將責任推給「女權主義」或「社會道德淪喪」。

數據背後的真相

美國最新研究顯示，雖然一般夫妻離婚時女性提出申請的比例約為70%，但在高學歷夫妻中，這個數字飆升到近90%。更耐人尋味的是，高學歷夫妻的整體離婚率其實較低，但一旦離婚，幾乎都是女性主動提出。

這不是突然出現的現象。作家利茲·倫茨在其暢銷回憶錄《This American Ex-Wife》中寫道：「太多女性嫁給了『好男人』，但這段婚姻只有在她們繼續當默認保姆時才能運作。」

COVID-19成為許多婚姻的試金石。當丈夫在書房開視訊會議時，妻子要處理孩子的情緒崩潰、管理家務、應付各種突發狀況。家庭勞動的不平等分配在封城期間變得無法忽視。

婚姻的「性別紅利」與「性別懲罰」

研究顯示，婚姻對男女的影響截然不同。已婚男性享受更好的身體健康、更多情感支持、經濟上的「婚姻紅利」，同時承擔更少的家務勞動。相對地，女性每週要多做5.5小時家務，因「母職懲罰」收入下降，還要承擔大部分的「情緒勞動」。

社會學家傑西·伯納德在1972年就指出：「每段婚姻中都有兩個婚姻——他的和她的，而他的比她的好。」50年過去了，這個觀察依然準確。

亞洲視角：文化差異與共同挑戰

在台灣，內政部統計顯示離婚案件中約65%由女性提出。南韓的情況更為極端，80%的離婚案由女性發起。即使在傳統觀念較重的社會，這個趨勢也在加速。

有趣的是，中國大陸的情況略有不同。由於「彩禮」文化和房產登記制度，離婚的經濟成本對女性更高，但年輕一代的觀念正在快速轉變。小紅書和抖音上關於「喪偶式育兒」、「隱形家務」的討論越來越熱烈。

香港和新加坡的職業女性面臨類似困境：高學歷、高收入，但在家庭中仍被期待承擔主要的照顧責任。這種「雙重負擔」讓許多女性重新思考婚姻的價值。

離婚作為「理性選擇」

離婚專家辛蒂·迪蒂貝里奧指出：「離婚對女性來說實際上是一種被迫的天平重新平衡。終於，她們想，你也會體驗到沒有人在家為你緩衝工作壓力的感覺。」

研究發現，離婚後的女性往往感到解脫和負擔減輕。諷刺的是，已婚女性比單親母親承擔更多的家務負擔。

制度性問題需要制度性解決方案

如果將婚姻視為一個「工作場所」，那麼高學歷女性的大量「離職」明顯指向制度性問題。《財富》雜誌的「最佳工作場所」排行榜會評估育嬰假、彈性工作和照顧者支持，認為留住員工不僅靠薪水，還要看長期安排是否宜居。

為什麼婚姻制度不能用同樣的標準評估？當McKinsey調查企業文化時，會關注性別平等和工作生活平衡。婚姻這個「制度」難道不應該接受同樣的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