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走進法庭：當律師開始向機器提問

英國一宗心臟手術死亡案，讓法律AI輔助工具走入公眾視野。從醫療過失訴訟出發，探討AI如何重塑法律專業，以及對亞洲法律市場的深遠影響。

一位律師在深夜向AI提問，試圖找出一個老人死亡的真相——這不是科幻小說，而是2024年英國正在發生的事。

2024年春天，英格蘭中部地區一名70多歲的男性，在接受複雜心臟手術後兩天，突然病情惡化並離世。醫院依程序將死亡通報驗屍官，但遺族委託的醫療過失訴訟律師安東尼·瑟爾（Anthony Searle）卻遭遇了一道牆：驗屍官拒絕了他申請獨立專家報告的請求。

要向外科醫師提出有力質疑，就必須具備深厚的醫學知識。走投無路之際，瑟爾轉向了AI工具尋求協助。

一個案例，揭示的是整個行業的困境

這不只是一個英國律師的個人故事。它折射出一個更大的結構性問題：法律服務的供給，長期跟不上社會對正義的需求。

在英國，獲得獨立醫療專家意見往往耗時數月、費用高昂。對於普通家庭而言，打一場醫療過失官司，本身就是一場財力與精力的消耗戰。而AI的出現，讓律師得以在更短的時間內梳理海量醫學文獻、識別關鍵問題點，從而在有限資源下為當事人爭取更多空間。

但需要釐清的是：AI目前能做的，是輔助律師「問出更好的問題」，而非直接提供法庭可採信的專家意見。兩者之間的差距，仍然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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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股浪潮對亞洲市場的意義，遠不止於技術層面。

在中國大陸，法律AI的發展走的是另一條路。阿里巴巴、百度、騰訊等科技巨頭已深度介入法律科技領域，部分地方法院甚至引入AI輔助判決。然而，這種「由上而下」的AI整合，引發了外界對司法獨立性的疑慮——當AI成為法院系統的一部分，而非律師的工具，權力結構的意涵截然不同。

台灣的情況則更接近英美模式。法律科技新創正在興起，司法院也在探索數位化轉型，但整體生態系仍處於早期階段。台灣律師公會對AI輔助的態度，目前偏向審慎觀望。

香港作為普通法司法管轄區，與英國法律體系高度相似，英國的AI法律輔助工具理論上可以較快移植。但在2020年後的政治環境下，香港法律界的生態已大幅改變，AI能否真正填補部分法律服務的空缺，仍是未知數。

東南亞市場或許是最值得關注的。新加坡積極推動法律科技，新加坡律師公會已發布AI使用指引；印尼、越南等新興市場則面臨律師嚴重不足的問題，AI輔助工具若能本地化落地，潛力不可小覷。

支持者認為，AI法律工具能打破「有錢才有正義」的困局。當一個普通家庭面對大型醫院或企業時，AI可以幫助他們的律師在資訊上站在更平等的位置。

但批評者的擔憂同樣有據可查。首先是準確性風險：AI生成「看似合理但實為錯誤」的醫學或法律資訊（即「幻覺」問題），在法庭上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其次是資源不對等：能夠負擔頂尖AI工具的大型律師事務所，將進一步拉開與小型事務所的差距。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責任歸屬。當律師依賴AI整理的資訊提出論點，而該資訊存在錯誤，責任由誰承擔？現行的法律倫理框架，尚未給出清晰答案。

從遺族的視角來看，他們所求的不過是一個真相。AI能否真正幫助他們得到這個答案，還是只是在一個本已複雜的系統中，又增添了一層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