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叫「戰爭」的戰爭：語言如何掩蓋責任

8名美軍士兵陣亡，一艘伊朗軍艦被擊沉，德黑蘭上空硝煙未散——但華盛頓的官方說法是：「我們沒有在打仗。」

2026年2月28日，川普總統在社群媒體發布短片，宣布對伊朗展開軍事打擊。行動內容包括：暗殺一名阿亞圖拉、摧毀燃料儲存設施與海水淡化廠。規模之大，任何字典都會將其歸類為「戰爭」。然而政府的用詞是：「行動（operation）」。

這不是筆誤，也不是口誤。這是一個經過精心設計的語言策略。

為什麼不能說「戰爭」

原因之一，清晰而具體：美國憲法明文規定，只有國會才能宣戰。一旦總統承認這是「戰爭」，便需要尋求國會授權。用「行動」這個詞，就能繞過這道門檻，讓總統獨自掌握軍事決策權。

共和黨參議員喬希·霍利甚至為此發明了新定義：只有當美軍「踏上地面」時，才算是需要國會宣戰的戰爭。空中打擊？那只是行動。

但法律技巧只是表層。更深的原因，藏在美國社會的集體記憶裡。伊拉克與阿富汗的二十年戰爭，讓「戰爭」這個詞在許多美國人心中，不再召喚硫磺島插旗的榮耀，而是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照片、喀布爾機場的倉皇撤離。「行動」則不同——它讓人聯想到外科手術：精準、短暫、可控。「外科式打擊（surgical strike）」這個詞更是如此，彷彿只是門診小手術，有點不舒服，但很快就結束。

語言操弄的歷史並不陌生

這套手法並非川普首創。杜魯門在1950年把韓戰稱為「警察行動」，那場「警察行動」最終奪走逾3萬6千名美軍士兵的生命。越戰起初被稱為「衝突」，始終未獲國會正式宣戰。2011年，歐巴馬政府官員把轟炸利比亞描述為「動態軍事行動（kinetic military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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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倒是「抽象的戰爭」，歷任總統都樂於宣告：「對貧窮宣戰」、「對毒品宣戰」、「對恐怖主義宣戰」。這些「戰爭」沒有終點線，沒有傷亡報告，更不需要國會批准——它們只是修辭，用來傳遞決心與緊迫感，卻不必承擔任何具體後果。

想叫「戰爭部」的部門，否認自己在打仗

這裡出現了一個難以忽視的矛盾。國防部長赫格塞斯上任後力推將「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更名為「戰爭部（Department of War）」，理由是這個名字「傳達更強烈的備戰決心」。他的名言是：「最大殺傷力，而非溫吞的合法性；暴力效果，而非政治正確。」

然而同一個人，卻在電視上告訴觀眾：這不是戰爭，只是行動。眾議院議長麥克·強森的失誤更為直白——他在鏡頭前說完「我們沒有在打仗」之後，話鋒一轉提到「國防部」，隨即自我糾正，改口說「戰爭部」。想要操控語言的人，被自己的語言出賣了。

川普本人在宣布攻擊的影片中，唯一一次使用「戰爭」這個詞，是在談到美軍傷亡時——他說，「這在戰爭中時常發生」，語氣彷彿旁觀者，彷彿這場戰爭是別人發動的。他自己，只是下令執行了一場「行動」。

對華人世界的啟示：語言、責任與民主問責

這場語言遊戲，對關注地緣政治的華人讀者而言，有幾個值得深思的層次。

首先是語言與問責的關係。在任何政治體制中，當權者為自己的行動命名，本質上是在界定責任邊界。稱之為「戰爭」，就必須解釋為何而戰、代價幾何、何時結束。稱之為「行動」，則可以隨時宣布「任務完成」，迴避後續追問。

其次，這場衝突的地緣影響直接波及亞洲。伊朗是中國重要的能源供應國，中伊之間存在25年戰略合作協議。美國對伊朗的軍事打擊若進一步升級，將對中東能源供應鏈產生連鎖影響，進而衝擊亞洲各國的石油進口成本。台灣、日本、韓國等高度依賴中東能源的經濟體，都難以置身事外。

第三，這套「不叫戰爭的戰爭」邏輯，在其他地區的衝突敘事中同樣可見。如何命名一場衝突，往往決定了國際社會如何回應它——這一點，對任何關注區域安全的讀者而言，都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