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真的是「迫在眉睫的威脅」嗎?
三十年來,華盛頓不斷重複「伊朗即將威脅美國」的論述。這種敘事為何持續存在?背後有哪些結構性利益?對亞洲與華人世界意味著什麼?
2003年,「迫在眉睫的威脅」這四個字,為一場改變中東格局的戰爭提供了正當性。伊拉克戰爭造成數千名美軍士兵與數十萬伊拉克平民死亡,而最諷刺的結果是:伊朗在中東的影響力因此大幅擴張。如今,超過20年後,同樣的地圖上,同樣的論述邏輯,正被用來描述另一個國家。
「迫在眉睫」究竟意味著什麼
無論從國際法還是常識來看,「迫在眉睫的威脅(imminent threat)」指的是具體、可信且即時的危險——而非泛泛的敵意,也非長期的對立姿態。以這個嚴格定義衡量,伊朗對美國構成「迫在眉睫威脅」的論述,其實遠比倡議者所暗示的更為薄弱。
伊朗支持真主黨、在伊拉克與敘利亞扶植民兵、持續謀求在中東擴大影響力——這些都是事實,無可爭辯。但地區性的野心與代理人網絡的運作,本質上不等同於對美國本土或核心安全利益的即時威脅。值得一提的是,美國自身也在全球範圍內從事規模更大的類似活動。
對伊朗強硬派慣用的論述邏輯進行解構,可以發現一個關鍵的概念混淆:將「敵意」等同於「迫近性」,將「能力」等同於「意圖」。伊朗確實對美國的地區影響力懷有敵意,也具備騷擾美軍與盟友的能力。但從這兩點跳躍至「德黑蘭即將對美國發動毀滅性攻擊」,需要跨越相當大的戰略邏輯鴻溝。伊朗領導層,無論外界如何評價,都在四十年間展現了強烈的自我保存本能——他們是殘酷的威權主義者,但不是自殺式的冒險家。
威脅敘事為何持續膨脹
這裡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值得追問:為什麼這種威脅誇大的模式會一再重演?
答案的一部分藏在華盛頓外交政策生態系統的結構性激勵中。智庫、國防承包商、在電視評論節目中頻繁露面的退役將領、地區盟友的遊說機器——對這些行為者而言,「可管控的伊朗」遠不如「存在性威脅的伊朗」有用。防衛預算的增加、政策影響力的擴大、媒體曝光率的提升,都與威脅被感知的嚴重程度成正比。
這未必總是出於刻意的欺騙。更多時候,這是一種專業文化的產物——在這種文化中,發出警報比保持冷靜更容易獲得回報。然而,由此產生的政策扭曲卻是真實存在的。歷史上,對伊朗的最大壓力策略一再未能改變其行為,反而強化了德黑蘭的強硬派。
對華人世界,這場辯論並不遙遠
對台灣、香港及整個東亞的讀者而言,這場看似遙遠的中東論爭,實際上牽動著切身利益。
能源安全是第一個連結點。台灣、日本、韓國與中國大陸都高度依賴途經荷姆茲海峽的中東石油。一旦美伊緊張局勢升級為軍事衝突,油價飆升將直接衝擊亞洲製造業的生產成本與消費者的日常生活。
第二個連結點是大國競爭的格局。美國在中東的軍事資源投入,與其在印太地區的戰略部署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係。中東局勢若再度失控,華盛頓的戰略注意力與資源將再次被分散,這對台海局勢的影響值得深思——究竟是讓美國分心,還是讓其更加警惕地緣風險的蔓延?
第三個連結點是敘事本身的示範效應。「迫在眉睫的威脅」這一框架,並非中東獨有。當這種論述邏輯被反覆使用並被接受,它也為其他地區的類似敘事提供了模板。辨別威脅評估中的誇大成分,是任何關注地緣政治的讀者都需要培養的批判性能力。
比例原則:被遺忘的外交智慧
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並不意味著對伊朗的挑戰視而不見。伊朗的核計劃、地區影響力與武裝代理人網絡,都是需要認真應對的真實挑戰。但現實主義要求的是比例原則——區分「一個製造麻煩的地區強權」與「對美國安全構成清晰且即時危險的國家」,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政策起點,會導向截然不同的結果。
伊拉克戰爭的教訓不應該用伊朗語言重新學習一遍。那場戰爭的代價,最終由戰場上的士兵、流離失所的平民,以及被能源價格波動衝擊的遠方消費者共同承擔——而非由那些在智庫中鼓吹「迫在眉睫威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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