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薩重建：誰來決定，誰來受益？

6000萬噸瓦礫，覆蓋著一座曾有兩百萬人居住的城市。這不是歷史課本裡的數字，而是2026年春天，加薩地帶的現實。哈瑞茲報2025年7月的報導指出，加薩超過70%的建築已被夷平，破壞程度堪比二戰末期遭到燃燒彈轟炸後的德勒斯登。然而，此刻最關鍵的問題，或許不是「如何重建」，而是「誰來決定怎麼重建」。

善意計畫的致命缺陷

2026年4月，來自紐約大學的都市規劃學者阿蘭·貝爾托、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愛德華·格雷瑟，以及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的塔雷克·馬蘇德，在《外交事務》期刊聯合發表了一篇引發廣泛討論的論文。他們的核心論點直白而尖銳：「迄今為止提出的所有重建方案，都有同一個致命缺陷——它們是由拿著抽象概念的中央規劃者設計的，而不是根據巴勒斯坦人真正的需求與意願。」

埃及政府提出的主計畫將加薩劃分為觀光村、工業區與高密度住宅區，整齊卻僵硬，幾乎看不到當地居民的聲音。賈里德·庫什納在2026年1月拋出的構想，試圖將加薩打造成兼具觀光與居住功能的地帶，但同樣被批評為脫離現地實情的紙上談兵。

相對接地氣的是巴勒斯坦專家自發組成的「鳳凰計畫」，它更強調財產權、在地認同與社區行動。但三位學者仍指出其問題：計畫中充斥歐洲都市規劃的流行元素——自行車道、輕軌系統——這些在加薩的現實條件下幾乎毫無意義。

東京的廢墟，加薩的鏡子

論文最具說服力的部分，是它援引了一個亞洲的歷史案例：戰後東京。

1945年底，東京在美軍燃燒彈轟炸後，逾25萬棟建築付之一炬，約百萬人無家可歸。東京都計畫局長石川榮耀最初推出一套中央集權式重建計畫，以綠地帶分隔、環狀放射道路串聯的「計畫城市」取代舊有的有機都市紋理。這個計畫因資金短缺與市民反對而告吹，卻意外開啟了一段由下而上的重建歷程。

日本的土地重劃制度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這套制度允許地主將形狀不規則的土地合併、重新分配，在保留私有財產的前提下，騰出公共道路與設施空間。地主可以選擇自行重建、出售土地，或與鄰居合作開發更大的地塊。新宿從1960年代的波希米亞文化聚落，演變為擁有全球最繁忙鐵路樞紐的商業核心——這種有機演化，正是中央計畫者無法預設、也無法複製的。

廣告

廣告合作

[email protected]

廣告

論文作者們承認，加薩與戰後東京之間存在巨大差異：軍事行動尚未終止、大量人口仍在流離、治理主體高度分裂，加上加薩約30%的私有土地至今未完成登記，確認所有權本身就是一大難題。但他們堅持，「這些都是可以解決的問題」。例如，他們建議從土地重劃經驗豐富的印度古吉拉特邦引進專業人員，協助培訓當地人才。

最少干預，最大賦權

三位學者的政策主張可以用一句話概括：讓加薩人主導加薩的重建。

具體而言，新的治理主體應優先協助流離失所者取回土地所有權，即使地上建築已全毀。其次，保障地主免受剝削，然後「基本上退出舞台」。巴勒斯坦人應有權持有並重建土地、出售給開發商，或與鄰居合作整合地塊，按自己的意願使用。外部力量與中央機構的角色，應主要限於提供技術與資金支援。

論文認可兩類例外：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為吸引外資而設立的經濟特區（結合低稅率、鬆綁管制與安全保障）。但即便如此，任何土地徵收都必須「絕對最小化」，且須給予正當補償。

在政治框架上，論文提到川普政府於2025年11月獲聯合國安理會批准的20點和平方案，其中設想由「技術官僚性質的非政治性巴勒斯坦委員會」主導治理。作者們認為，若此方案得到完整落實，或可為草根式重建提供最低限度的制度基礎。

多方視角的交鋒

這份論文引發的爭議，折射出加薩問題本身的複雜性。

從以色列的安全邏輯來看，「誰來治理加薩」這個問題，直接關乎能否防止哈馬斯捲土重來。「居民主導的重建」聽起來美好，但在政治真空或分裂治理的狀態下，究竟意味著什麼，至今沒有清晰答案。巴勒斯坦方面的許多聲音則指出，在停火與佔領終結之前，討論「如何重建」本身就是一種奢侈。

從華人世界的視角來看，這場辯論有幾個值得關注的維度。其一，中國在中東的外交布局——包括2023年促成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和解——使北京在加薩重建的國際討論中具有潛在的參與籌碼。其二，「經濟特區」的概念對中國讀者並不陌生，深圳的發展經驗曾被多個發展中國家借鑑，加薩的特區構想是否也有東亞模式可以參照？其三，這場關於「外部設計vs.在地主導」的爭論，在某種程度上也映照著更廣泛的發展援助哲學之爭——一個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與「一帶一路」討論中同樣存在的張力。

從人道主義的角度，最根本的問題或許更簡單：在一個連基本安全都無法保障的地方，任何重建計畫的前提條件是否已經具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