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阿波利斯的混亂：美國聯邦制度的壓力測試

2026年1月，明尼阿波利斯街頭出現的景象讓大多數美國人感到不安。聯邦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探員配備重型武器，採用更像軍事行動而非民事執法的戰術。聯邦政府將州和地方官員邊緣化，將他們排除在調查州和地方法律是否被違反的過程之外。

面對這種情況，得出「這看起來像是滑向威權主義」的結論是可以理解的。川普總統長期以來一直將聯邦權力視為個人控制工具，而非共同的憲法規則和義務。

制度摩擦還是制度崩潰？

然而，政治學者尼古拉斯·雅各布斯提出了另一種值得認真考慮的可能性：我們看到的也許不是制度崩潰，而是制度摩擦——系統正在按照設計運作，即使看起來很醜陋。

對許多美國人來說，聯邦制不過是一個公民學術語。但在實踐中，聯邦制的運作更像是一個管理多個具有重疊管轄權的政府間衝突的系統。聯邦制並不阻止國家權力，它確保國家決策受到其他政府層級的挑戰、延遲和修正。

明尼阿波利斯的情況展現了聯邦制的三個核心機制：

權力分散的三重機制

首先是「管轄權重疊」。州、地方和聯邦當局都聲稱有權管理同樣的人民和地方。在明尼阿波利斯，聯邦移民探員、州執法部門、市政官員和縣檢察官都對同樣的街道、居民和事件主張權力，而他們對如何行使這種權力存在尖銳分歧。

其次是「制度競爭」。由於權力被分割，沒有單一政府層級能完全壟斷合法性。這種競爭在全國各地州和地方官員拒絕簡單服從聯邦執法中顯而易見。相反，州長、市長和檢察長轉向法院，要求獲得證據，並挑戰將他們排除在調查之外的努力。

第三是「地方化對抗」。聯邦制將衝突推向公開，權力鬥爭變得可見、嘈雜且政治代價高昂。在明尼阿波利斯，聯邦權力與一個不將聯邦移民執法視為普通執法的政治社群發生了碰撞。

歷史對比：民權運動時代

這種情況讓人想起1950-60年代的民權運動時期。當時，國家權力也是強制性地被行使。1962年，聯邦執法官護送黑人學生詹姆斯·梅雷迪思進入密西西比大學，不顧州官員和當地群眾的反對。1957年，艾森豪總統將阿肯色州國民警衛隊聯邦化，並派遣美軍部隊。

暴力伴隨著這些干預。牛津發生暴動，在伯明翰和塞爾瑪，抗議者和旁觀者在與警察和聯邦當局的衝突中喪生。

重要的是，民權時代並非一開始就有廣泛共識——全國對種族融合的抵抗是激烈而持續的。關鍵在於聯邦權力是通過現有憲法管道行使的，總統通過法院、法令和可識別的指揮鏈行動。

華人視角下的聯邦制度

對於習慣了相對集中統治體系的華人社群來說，美國聯邦制的複雜性可能顯得混亂而低效。在台灣、香港或東南亞華人社會，政府決策通常更加統一和迅速。

但這種「制度摩擦」實際上可能是防止權力濫用的重要機制。當我們觀察中國大陸的高度集中制與美國聯邦制的對比時，可以看到兩種截然不同的治理哲學：一種追求效率和統一，另一種接受混亂以換取制衡。

對於在美華人企業和社群而言，理解這種制度設計的邏輯至關重要。它解釋了為什麼在美國做生意需要同時應對聯邦、州和地方三個層級的法規，也解釋了為什麼政策變化往往緩慢而充滿爭議。

民主的代價與價值

聯邦制並不是為了保持平靜而設計的，它是為了保持權力的不穩定狀態——讓權力無法順暢、靜默或一次性地運作。通過分割責任和鼓勵重疊，聯邦制確保權力在每一步都必須推進、解釋和為自己辯護。

正如學者丹尼爾·埃拉扎所說：「一點混亂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