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民粹主義者拋棄了自己的偶像

一個民族主義者最難做到的事，是支持另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者。

這句話聽起來像悖論，卻是當前歐洲政治最真實的寫照。2026年3月，丹麥舉行提前大選。在這場選舉的背後，隱藏著一個比選票更耐人尋味的故事：那些曾經高喊「川普萬歲」的歐洲極右派政客，如今正爭先恐後地與他劃清界線。

從朝聖到決裂：一段政治羅曼史的終結

莫滕·梅瑟施密特，丹麥人民黨黨魁，是一個擅長製造戲劇效果的政客。他在Facebook上持續發布直播影片，金色頭髮配上永遠揚起的眉毛，慣用「伊斯蘭法」等關鍵詞，並以全大寫字母強調重點——尤其是在宣傳驅逐穆斯林移民的政策時。

就在去年，他還專程飛赴海湖莊園慶祝川普重返權力，在Facebook上寫道：「覺醒主義已死。」然而2026年1月，當川普連續數週堅持美國必須「擁有」丹麥自治領格陵蘭時，梅瑟施密特的語氣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必須給川普一個斷然的拒絕！這是他唯一聽得懂的語言！」他的黨內同僚更在歐洲議會的辯論中直接說出：「川普先生，滾開。」

這不是個人情緒的偶發爆發，而是一場更大規模政治重組的縮影。

十年前，川普的崛起為歐洲極右派打開了一扇門。法國的瑪琳·勒龐、德國的愛麗絲·魏德爾、英國的奈傑爾·法拉吉——他們借用川普的語言工具（「覺醒」、「獵巫」、「假新聞」），相信「在我們這裡也能發生」。全球化的陰暗面、移民潮帶來的社會撕裂、對建制精英的憤怒，這些情緒跨越國界產生共鳴。

但川普2.0版本展示了不同的面貌：以「美國優先」之名，覬覦盟友的領土，在中東流血，在拉丁美洲逮捕他國領導人。歐洲極右派認同的是「自己國家優先」的情感，而非「為了美國利益踐踏他人」的邏輯。一位美國外交官直言：「MAGA精英嚴重誤解了歐洲極右派。」

丹麥實驗：當民粹主義遭遇民族尊嚴

丹麥提供了觀察這場撕裂的最佳視角，原因出人意料。

政治學界長期以「getting to Denmark（抵達丹麥）」來形容建立穩健自由民主體制的理想目標——這個概念由兩位發展學者在2003年提出，後經政治學家法蘭西斯·福山在其「歷史終結論」框架下推廣。然而近幾十年，丹麥卻以另一種方式成為民主實驗室：它是最早嘗試將極右派「馴化」進入主流政治的國家之一。

廣告

廣告合作

[email protected]

廣告

丹麥人民黨成立於1995年，最初被認為「不適合進客廳」。但2001年，丹麥加入申根區、開放邊境管制的同一年，該黨一躍成為國會第三大黨，並以支持中右翼聯合政府換取移民政策上的讓步。此後，主流政黨為了搶奪工人階級選票，紛紛向右移動。現任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黨）正是在2019年以「嚴格移民管控＋社會福利」的組合上台，成功吸納了部分極右選民。

然而川普的格陵蘭威脅，製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政治奇景：整個丹麥政治光譜，從極左到極右，形成了罕見的共識。歷史學家兼前外交官博·利德高告訴記者：「在參選的十幾個政黨中，沒有任何一個質疑現政府立場的。沒有人。」

更耐人尋味的是選舉的實際議題。面對「美軍可能入侵格陵蘭」這樣的實存威脅（丹麥軍方已將血液製品空運至格陵蘭，並準備炸毀跑道），選民關心的卻是：豬隻工業化養殖、飲用水安全、養老院餐食品質，以及某位候選人過去的古柯鹼使用紀錄。

極右候選人艾倫·費爾特，一位瓶裝水公司創辦人，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川普實際上是在幫她（弗雷德里克森）當選。每次他發出對格陵蘭的敵意言論，人民就站到她身後。你現在不能正面談論川普，因為那會讓你失去大量選票。」

「逆色革命」為何失敗

川普政府曾試圖在歐洲發動一場「逆色革命」——以支持極右派來對抗它所謂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滲透」。史蒂夫·班農早在2018年就嘗試建立「運動」（The Movement），想把歐洲極右黨派整合成一個對抗索羅斯式自由主義網絡的右派國際。J·D·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要求歐洲各國停止邊緣化極右派。白宮的國家安全戰略甚至明確將「在歐洲各國培育對現有軌道的抵制」列為優先事項。

但這一切收效甚微。班農本人坦承：「創建一個民族主義者的國際運動，比我預想的要困難得多。歐洲人之所以是歐洲人，是有原因的。他們的祖先選擇了不移民到美國，美國式的強硬有時會觸怒他們。」

加拿大的案例更具說服力。保守黨領袖皮埃爾·波利耶夫去年初在民調中領先25個百分點，形勢一片大好。但川普的「加拿大第51州」言論，將自由黨新領袖馬克·卡尼的選舉變成了一場反川普公投。最具殺傷力的競選廣告，僅僅是並列展示川普與波利耶夫的相似言論。自由黨最終大勝。

這對華人世界意味著什麼

從台灣海峽到南海，從香港到東南亞，這場歐洲政治劇變對華人世界並非遙遠的他者故事。

首先，它揭示了「霸權護持」邏輯的內在矛盾。川普政府試圖同時做兩件事：削弱自由國際秩序（退出多邊機構、打壓盟友），同時期望盟友繼續服從美國的戰略框架。但丹麥的案例顯示，當霸權行為侵犯到盟友的核心利益時，連意識形態最接近的「同路人」也會反目。這對台灣、日本、韓國等依賴美國安全承諾的國家，提供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參照系。

其次，丹麥模式展示了一種特殊的政治韌性：在外部壓力下形成內部共識，同時將最敏感的議題「去政治化」——各黨達成非正式協議，在選戰中避免將格陵蘭危機作為政治工具，因為它「太過攸關存亡」。這種政治文化，在兩岸關係高度敏感的台灣語境下，有著特別的對照意義。

第三，民粹主義的「國際化」困境，同樣適用於亞洲。近年來，部分亞洲民粹運動也嘗試借用「MAGA語言」，但正如歐洲的案例所示，當外來的政治品牌與本土的核心利益發生衝突時，這種借用往往難以為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