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一場疫情來臨，世界準備好了嗎？

13兆美元——這是COVID-19留給全球經濟的帳單。而此刻，理應讓下一場災難代價更低的防疫體系，正在多個方向同時鬆動。

2026年5月18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烏干達與剛果民主共和國（DRC）的伊波拉疫情構成「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與此同時，南美郵輪「MV Hondius」引發的漢他病毒感染事件，牽動了逾20個國家的旅客健康追蹤與跨境協調。兩種截然不同的病毒，在同一時間點要求國際社會給出協同回應——而這個社會，正深陷財政、政治與信任的三重危機之中。

WHO的錢，不夠用了

問題的起點是一筆缺口。自2025年起，WHO便陷入嚴峻的財政困境。2026年1月，美國正式退出WHO，理由是川普政府認為該組織在COVID-19疫情及其他國際衛生危機中處置失當。美國此前承擔WHO預算的近五分之一，是最大單一捐助國。其退出直接導致WHO的2026至2027年度計畫預算壓縮至逾62億美元，較前一年度削減9%。

這不只是數字的縮水。WHO依據《國際衛生條例（IHR）》所扮演的角色，涵蓋疫情預警、跨國資訊協調、專家部署、實驗室檢測支援與緊急資金調配。此次伊波拉疫情中，WHO已向現場派遣專家、個人防護裝備（PPE）及檢測支援。但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學院暨長崎大學傳染病流行病學副教授卡嘉·阿巴斯直言：「對WHO的削資，已直接削弱疾病監測能力，進而影響應對疫情的整備程度。」

達拉斯傳染病醫師克魯提卡·庫帕利則警告：「透過削資弱化WHO，將延誤疫情偵測、拖慢應變速度，並降低世界在病毒擴散前遏制威脅的能力。」

條約有了，但關鍵附件懸而未決

2025年5月，WHO成員國通過了《疫情協定》，確立了涵蓋預防、整備與應對的整體框架。然而，協定中最具爭議的核心——「病原體取得與利益分享（PABS）」附件——至今無法達成共識。

PABS的本質是一道分配正義的難題：當某個國家率先發現並分享致病病原體，它能否在後續開發出的疫苗與治療藥物中獲得公平份額？這個問題牽涉知識產權、國家主權與南北資源不對等，是典型的地緣政治博弈場域。

廣告

廣告合作

[email protected]

廣告

對於亞洲而言，這並非抽象議題。2003年SARS期間，中國遭受的資訊共享壓力，以及2009年H1N1疫情中疫苗分配的不均，都是切身的歷史記憶。PABS談判的結果，將直接影響亞洲各國在未來疫情中能否及時獲得防疫資源。

疫苗不信任：一個正在擴散的社會病

制度層面之外，社會信任的侵蝕同樣令人憂慮。COVID-19疫情期間，社群媒體上充斥的錯誤資訊催生了大規模的疫苗猶豫現象。而在美國，這股浪潮已滲入政府決策層。

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長羅伯特·F·甘迺迪二世長期散布未經證實的疫苗危害說法。《英國醫學期刊（BMJ）》2025年7月的報告指出，若衛生機構由此類人士主導，疫苗接種宣導將萎縮、猶豫情緒將上升，公共接種基礎設施將被侵蝕。

更具體的衝擊已然發生：2025年8月，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取消了約5億美元的mRNA疫苗開發合約，涉及22項針對新興病原體、H5N1禽流感、RSV及COVID-19加強劑的研究計畫。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的分析顯示，這些削減將拖慢科學進程，並削弱應對下一場疫情的製造準備能力。

華人世界的處境：夾縫中的自主性

對於台灣、香港及東南亞華人社群而言，這波全球防疫體系的退潮有其特殊意涵。

台灣因政治因素長期被排除於WHO正式框架之外，COVID-19期間的防疫成效雖獲國際肯定，卻仍難以在制度層面獲得對等的資訊共享管道。WHO財政危機若進一步削弱其協調能力，台灣在跨境疫情中的資訊獲取與協作空間恐將更加有限。

東南亞各國則面臨另一層現實：醫療基礎設施相對薄弱，同時高度依賴國際援助與技術支持。WHO能力下降，對這些國家的衝擊將遠比高收入國家更為直接。

此外，全球油價因美以對伊軍事行動急漲，已推高供應鏈成本。英國藥局的非處方藥售價上漲20至30%，印度常見止痛藥漲幅甚至達96%。亞洲各國的藥品原料多仰賴進口，這波成本壓力同樣難以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