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拜網紅的「安全劇本」：國家如何收買真實感

2026年2月28日，伊朗的無人機與飛彈在杜拜上空爆炸。站在哈里發塔樓下，日間交易員麥克·巴比安對著鏡頭說：「老兄，我現在就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正中央。」這段影片在Instagram Reels獲得110萬次觀看。

兩天後，同一個帳號發出了截然不同的訊息：「除了幾聲巨響，什麼都沒發生。大家都很安全，生活一切如常。」

這中間發生了什麼？

杜拜是為社群媒體而建的城市

要理解這個現象，必須先理解杜拜這座城市的本質。杜拜購物中心裡有「中國城」，掛著橘色燈籠，LED霓虹燈模仿香港與上海的街景。阿聯酋購物中心有室內滑雪場（三月平均氣溫攝氏29度）。2017年竣工的「傳統集市」Al Seef，以古舊外觀包裝著KFC、麥當勞與星巴克。有人說，在杜拜開車時，遠處的天際線因霧霾而模糊，「彷彿遠方的世界還沒有載入完成」。

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個精心設計的佈景板——為拍照而生，為打卡而存在。

UAE政府媒體辦公室每年舉辦「10億粉絲峰會」，全球最大YouTube創作者MrBeast與演員威爾·史密斯都曾登台。政府將5至10年的「黃金簽證」延伸至網紅群體，並設立專屬的「Creators HQ」辦公室，協助簽證申請、拍攝許可、公司登記一條龍辦理。

成效顯著：以主題標籤計算，杜拜是全球前五大最常被打卡的城市，超越邁阿密與洛杉磯。

「散布謠言是犯罪」

然而，這座樂園有其代價。

網紅在UAE發布廣告內容，必須持有「廣告主許可證」，並同意遵守政府嚴格的媒體內容標準——包括禁止發布「可能損害國家貨幣或經濟狀況」的任何資訊。

廣告

廣告合作

[email protected]

廣告

伊朗攻擊發生後，UAE公訴局在社群媒體上發文警告：「透過社群平台傳播來源不明的謠言與資訊，將依法承擔法律責任。散布謠言是犯罪。」

訊號已然清晰。

離開杜拜、返回倫敦的網紅投資人拉爾夫·安東尼·奇提告訴記者：「你不能說任何關於杜拜政府或杜拜的負面話語，完全不行。」他強調，沒有任何政府人員直接聯繫他，但他感受到無形的壓力。「現在我在UAE以外，短期內不打算回去，才能這樣說話。」

同步發出的「安全劇本」

BBC分析了戰爭爆發初期129篇杜拜網紅貼文，發現大量內容使用高度相似的語言，反覆強調「穩定」、「安全」、「強大領導力」等關鍵詞，且部分貼文在數分鐘甚至數秒內相繼上傳。BBC未對此現象的成因作出結論，但規律性難以忽視。

一種固定格式的問答在平台上大量流傳：「你住在杜拜，不害怕嗎？」「不，因為我知道誰在保護我們」——附上酋長國領導人的影片。

澳洲籍網紅路易絲·斯塔基坐在濱水餐廳的露台，發文寫道：「我們住在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之一。這裡安全，感覺一切正常。」

就在這些「一切如常」的貼文發出後不久，伊朗再度向UAE發射飛彈與無人機。兩架無人機墜落在杜拜國際機場附近，造成4人受傷。

華人世界的對照與反思

這個現象對華語讀者而言，有幾個值得細思的維度。

首先是結構的相似性。國家透過簽證、許可證與法律框架，形塑內容創作者的自我審查邊界——這種機制並非杜拜獨有。香港《國家安全法》實施後，部分本地創作者同樣面臨類似的「表達邊界」問題，儘管法律框架與政治脈絡截然不同。

其次是杜拜作為華人離散社群的節點。近年來，大量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的高資產人士與創業者選擇杜拜作為「第三地」落腳點。他們在享受低稅率與開放金融環境的同時，是否也面臨同樣的資訊自我管控壓力？

第三是「真實感」的商品化。杜拜的案例揭示了一個矛盾：網紅經濟的核心賣點是「真實的個人視角」，但當國家介入管理這種「真實感」時，整個商業模式的基礎便開始動搖。這對依賴KOL行銷的亞洲品牌與平台，同樣是一個未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