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會怎麼看今日美國？關稅與「看不見的手」的250年

《國富論》出版250週年之際，保護主義與關稅捲土重來。自由市場之父的思想在2026年仍具震撼力——但他真正主張的，或許與我們以為的截然不同。

「關稅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傷害本國經濟」——亞當·斯密在250年前寫下這句話。

2026年3月，華盛頓正在大規模加徵關稅，政府官員接受企業資金、政策向特定產業傾斜。如果斯密今天還在，他會說什麼？芝加哥伊利諾大學哲學教授、斯密研究權威塞繆爾·弗萊施哈克爾（Samuel Fleischacker）的答案很直接：「他會感到震驚。」

「自由市場之父」的真實面貌

1776年3月，亞當·斯密出版了《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同年2月，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問世；7月，美國《獨立宣言》發布。這一年，啟蒙思想集中爆發。

250年後，斯密通常被貼上「自由市場之父」或「自由意志主義先驅」的標籤——個人自由優先、政府不干預、讓市場「看不見的手」自行運作。

但弗萊施哈克爾教授認為，這個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錯的」。

斯密有兩本主要著作：《國富論》和更早出版的道德哲學著作《道德情感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教授道德哲學，這兩本書本是同一個大型學術計畫的「開頭」與「結尾」——中間的法哲學部分從未出版。

《道德情感論》中的人性圖像，出人意料地「社會性」。人只有在與他人的互動中才能認識自我。我們始終內化著一個「公正的旁觀者（impartial spectator）」，渴望得到他人的認可。斯密認為，友誼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換言之，安·蘭德（Ayn Rand）式的「自主超人」——不依賴任何人、與社會完全切割的孤高個體——與斯密的人性觀恰恰相反。

讓斯密聞名於世的「看不見的手」，在《國富論》中其實只出現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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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文字的脈絡是：商人為了看管自己的貨物，自然傾向於國內交易。這個自利行為的結果，無意間促進了整體社會的利益——「彷彿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引導」。

弗萊施哈克爾教授的詮釋是：這既非「神意安排」，也非「純粹市場機制」。更深層的意思是——正因為社會塑造了個人，個人的利益追求才自然地與社會利益相互重疊。個人與社會無法分割，這才是「看不見的手」得以運作的前提。

那麼，斯密最強烈批評的是什麼？弗萊施哈克爾教授毫不猶豫地說：「關稅。那是他最痛恨的政策。」

在斯密看來，關稅就是政府決定「什麼該進口、什麼該出口」，而這必然傷害本國經濟。即便以國防為由，也不例外。斯密承認「防衛比富裕更重要」，但他同樣認為，即使是國防目的的關稅，長期而言也是不必要的，且必然付出經濟代價。

斯密同樣強烈反對政府「挑選贏家」——優待特定企業或產業。這是他的核心原則之一。

然而，這裡有個重要的細節常被忽略：斯密支持「小政府」，但他並不反對社會福利。他支持英國濟貧法，也支持為貧困兒童提供公共教育。弗萊施哈克爾教授自稱「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自由主義者」，卻將斯密視為自己的思想先祖。自由意志主義者和福利國家支持者，都能從斯密的思想中找到依據——只是各取所需的面向不同。

當前，川普政府大規模加徵關稅，對特定企業給予優惠，政府官員接受國內外企業資金的報導持續出現。弗萊施哈克爾教授直言：「沒有比這更不符合斯密精神的經濟治理方式了。」

與此同時，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川普總統以「郵寄投票限制」為條件，要求國會通過後才肯簽署國土安全部（DHS）預算。目前DHS既無部長、也無預算，而美國正與伊朗陷入軍事緊張。反恐核心機構陷入癱瘓，卻同時走向準戰時狀態——這與斯密所論的「理性治理」相去甚遠。

德州的政治動態，也在這個背景下值得關注。民主黨參議院候選人詹姆斯·塔拉里科（James Talarico）推動將胰島素自付上限壓低至25美元，並致力於維護公共教育財源。這些政策與其說是意識形態的產物，不如說更接近斯密所支持的「維護社會基礎」的施政。

共和黨方面，約翰·科寧（John Cornyn）與肯·帕克斯頓（Ken Paxton）的陣營在黨內初選中合計花費逾9000萬美元互相攻伐——這或許也是斯密最警惕的「政治與金錢的共謀」的當代版本。

前眾議員貝托·歐洛克（Beto O'Rourke）則預言：「德州將在2032年成為民主黨可以贏得的州。」他指出，德州的黑人選民人數居全美各州之首，且2026年民主黨初選投票人數比共和黨多出逾10萬票——這在德州歷史上幾乎前所未見。

對於亞洲讀者而言，這場美國內部的政治與思想角力並非遙遠的故事。美國關稅政策直接衝擊台灣、日本、韓國及東南亞的出口產業；而「政府是否應該挑選贏家」這個問題，在中國大陸的產業政策與台灣的半導體戰略之間，同樣有著截然不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