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轉向以色列：「民族主義國際」重塑亞洲地緣政治

從巴勒斯坦的堅定支持者，到以色列軍火的最大買家——印度在中東立場的180度大轉彎，正在重新定義亞洲的地緣政治版圖。

歷史性的立場翻轉

2026年2月25日，納倫德拉·莫迪總理訪問以色列，與班雅明·內塔尼亞胡簽署全面防務合作協議，並在以色列國會發表演講。這一幕標誌著印度外交政策的根本性轉變。

要理解這種轉變的震撼性，需要回顧歷史。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曾是巴勒斯坦事業最有力的國際支持者，主張建立一個保護猶太少數民族的世俗國家，而非猶太人國家。印度長期以來將以色列視為類似巴基斯坦的宗教民族主義國家——這正是印度建國時極力避免的道路。

1947年印巴分治的血腥經歷，讓印度早期領導人深信民族主義的危險性。但莫迪政權的崛起徹底改變了這一邏輯。自2014年上台以來，莫迪逐步加強與以色列的關係。決定性轉折點出現在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後——當加薩平民傷亡持續攀升、國際譴責聲浪高漲時，印度在聯合國投票中持續棄權，事實上站在了以色列一邊。

印度教至上主義與猶太復國主義的共鳴

這種急速靠攏並非偶然，而是源於深層的意識形態契合。莫迪信奉的印度教至上主義（Hindutva）思想，旨在將印度從世俗民主國家改造為印度教多數派的國家，特別針對穆斯林少數群體進行排斥。

內塔尼亞胡的極右翼錫安主義與此高度相似：兩人都以血統和宗教定義民族，將穆斯林視為「入侵者」。專家克里斯托夫·雅弗洛指出：「10月7日後，印度教至上主義運動的領導人——包括部長和國會議員——表達了對以色列毫無保留的聲援，不僅譴責恐怖分子，更是泛化地譴責穆斯林。」

目前，印度已成為以色列武器出口的最大客戶，占其軍火出口的46%。這不僅是商業交易，更是意識形態聯盟的體現。

對華人世界的深遠影響

這一變化對華人世界具有多重意義。首先，它改變了亞太地區的戰略平衡。印度作為四方安全對話（QUAD）成員，原本是制衡中國崛起的重要夥伴。但隨著印度威權化傾向加劇，其與民主價值觀漸行漸遠，可能削弱這一聯盟的道德基礎。

對台灣而言，這一發展尤其值得關注。印度與以色列的結盟，實際上是兩個在地緣政治上處於包圍狀態的國家——印度面對巴基斯坦和中國，以色列面對阿拉伯世界——的抱團取暖。台灣同樣面臨地緣政治孤立，但能否、是否應該加入這種「威權民族主義聯盟」，是一個複雜的戰略問題。

對東南亞華人社群來說，印度的轉變可能加劇地區的宗教和族群緊張關係。印度教至上主義與伊斯蘭恐懼症的結合，可能在多元宗教的東南亞產生連鎖反應。

「民族主義國際」的亞洲化

印度與以色列的結盟，標誌著西方政治學者所稱的「民族主義國際」開始在亞洲生根。這個看似矛盾的概念，描述的是各國極右翼民族主義運動為對抗現有自由主義秩序而進行的跨國協調。

與歐洲的維克多·奧班和美國的川普共和黨不同，印度與以色列的民族主義聯盟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衝突，因此可能更加穩定持久。兩國都面臨穆斯林「威脅」，都在推行「反恐」名義下的少數民族壓迫政策，都在民主外衣下實行威權統治。

這種模式可能向其他亞洲國家擴散。緬甸軍政府對羅興亞人的迫害、菲律賓杜特蒂時期的強人政治、甚至某些東南亞國家日益高漲的排華情緒，都可能在這一框架下找到「合法性」。

後美國霸權時代的新秩序？

拜登政府在加薩問題上的軟弱，以及川普政府對國際法的蔑視，為這種「強權即公理」的新秩序鋪平了道路。在這個世界中，國家不再需要為人權問題付出外交代價，威權領導人可以毫無顧忌地追求其極端議程。

對中國而言，這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一方面，印度的進一步威權化和與西方價值觀的疏離，可能削弱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道德號召力；另一方面，「民族主義國際」的興起也可能對中國的多元民族政策構成新的外部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