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殺敵方領導人，正在成為新常態？

如果戰爭有規則，那麼其中維持最久的一條，正在悄悄瓦解。

蓄意以敵方領導人為攻擊目標——這個長期被視為不名譽、甚至適得其反的行為——如今已幾乎不經公開辯論，便滲入了當代安全戰略的核心語彙。烏克蘭戰爭、加薩衝突，以及各地持續上演的非對稱戰爭，讓「斬首行動（decapitation strike）」這個詞，不再只是描述罕見例外的術語。

禁忌如何形成，又如何崩解

回顧歷史，各方克制自己不攻擊敵方領導人，並非純粹出於道德考量，背後更有冷靜的戰略計算。失去領導人的國家或組織，往往會製造出殉道者的神話，反而激化抵抗意志。二戰期間，盟軍曾多次評估暗殺希特勒的可行性，但反覆得出同一結論：「讓他活著，戰爭反而結束得更快。」領導人的無能，有時本身就是一種戰略資產。

在制度層面，1949年日內瓦公約及其附加議定書確立了保護平民與戰鬥員的框架，但對領導人的定點清除並無明確禁止。這片「灰色地帶」，為後來的詮釋留下了空間。冷戰期間，中央情報局策劃暗殺多國領導人的計畫，事後才陸續曝光；但在官方話語中，這道禁忌始終被刻意維繫。

真正的轉折點，是2001年後的「反恐戰爭」。美國藉由擴張「敵方戰鬥員」的定義，將無人機定點清除系統性地制度化。2011年擊斃賓拉登、2020年殺害伊朗革命衛隊指揮官蘇萊曼尼，雖引發國際社會強烈批評，卻也一次次累積出「這是可以做到的」先例。

正當化的邏輯，與其危險之處

當前，支持定點清除的一方，主要援引三套論述。

其一，「精準即人道」的主張：相較於無差別轟炸，精準清除決策者能減少平民傷亡。無人機技術的精進，為這套論述提供了技術背書。

其二，「威懾效果」的論點：若領導人本身面臨人身風險，將抑制其輕率發動軍事行動的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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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適應非對稱戰爭」的必要性：在威脅主體已從國家轉向組織與個人的今天，傳統戰爭法規被批評為已然過時。

然而，這些論述都潛藏著根本性的漏洞。「精準」是技術問題，而非倫理問題。誰有權決定誰「值得被清除」？這套決策機制，是否接受獨立的司法審查？殺害蘇萊曼尼之際，美國國會事前並未獲知。這對民主問責制度而言，是一個嚴峻的警示。

更深遠的風險在於互惠性邏輯：若美國或以色列將定點清除領導人合理化，其他國家同樣可以援引相同邏輯。規範，不是強者才能選擇性使用的工具。

對華人世界意味著什麼

這個問題，與華人世界的地緣現實高度相關。

在台海情境中，定點清除的討論並非純屬假設。部分西方戰略分析師曾公開討論，若兩岸衝突爆發，針對軍事指揮體系的精準打擊是否具有戰略意義。這類討論在北京眼中，無疑是高度敏感的挑釁訊號。

從中國大陸的視角來看，美國的定點清除實踐，被解讀為霸權主義的延伸，也是強化自身核威懾能力的理由之一。北京在官方立場上強調主權與不干涉原則，但批評者指出，這套原則的適用範圍，往往取決於地緣利益的考量。

對於台灣、香港及東南亞華人社群而言，這場關於「戰爭規則正在重寫」的辯論，並非遙遠的學術議題。當強權之間的衝突規範鬆動，夾在其中的中小型社會，往往承受最大的不確定性。

值得關注的是，在這場全球性的規範辯論中，亞洲聲音普遍缺席。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政策圈，主導這場討論的，仍是西方的法律框架與戰略文化。

失去的，不只是一條規則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禁忌並非單純的情感性禁止，而是支撐相互抑制結構的隱性契約。

核武器數十年來未被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的不是法律禁令，而是禁忌的力量。當領導人定點清除的禁忌瓦解，「什麼是被允許的」這條邊界線，可能在整體上向外推移。這與核武使用的邊界，並非毫無關聯。

更根本的問題是：當所有領導人都成為潛在攻擊目標，「談判的對象」這個前提本身是否還能成立？外交，需要對方活著，且願意坐上談判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