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叫「戰爭」的戰爭——國會能阻止川普的伊朗行動嗎？

每天10億美元。這是美國對伊朗軍事行動的估計日耗費。然而批准這筆支出的，不是國會，而是一位總統的決定。

一場沒有名字的戰爭

川普政府對伊朗發動大規模轟炸以來，白宮給出的理由不斷變換：推翻政權、摧毀核武、搶先替以色列出手，乃至「遵循神的旨意」。這些前後矛盾的說法，不只是政治攻防的素材——它們直接關係到這場軍事行動的憲法合法性。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白紙黑字寫明：宣戰權屬於國會。

政府最初的策略，是避免使用「戰爭」這個詞。但川普本人已多次公開說出「war」，這條路已然堵死。

「迫切威脅」：繞過國會的法律通道

更有效的迴避方式，來自1973年《戰爭權限法》。這部法律允許總統在未經國會授權的情況下動用武力——前提是存在「迫切威脅（imminent threat）」。

曾任參議員的國務卿馬可·盧比歐顯然深諳此道，在說明軍事行動理由時，他精準地使用了「迫切威脅」這一法律術語。

若無法證明存在迫切威脅，總統必須在行動前後「定期與國會協商」，且軍事行動須在60天內終止。若要繼續，必須取得國會額外授權。小布希在2002年便循此程序，取得《伊拉克武力使用授權》，開啟了一場長達十年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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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自二戰結束後，美國國會從未正式宣戰。朝鮮、越南、阿富汗……每一場都是在沒有正式宣戰的情況下進行的。

國會還剩什麼牌可打？

面對既成事實，國會的反應幾乎沿黨派切割。民主黨參議員提姆·凱恩提出戰爭權限決議，眾議院則有民主黨的羅·康納與共和黨的湯瑪斯·馬西聯手提出跨黨派版本。兩案均告失敗。共和黨籍參院多數黨領袖約翰·圖恩支持總統的行動授權，眾議長麥克·強森更稱任何限制總統戰爭權力的嘗試「令人恐懼且危險」。

但國會仍握有兩張傳統底牌。

第一張是聽證監督。1970年代的「教會委員會」透過廣泛聽證，揭露了CIA的境內外秘密行動，推動了數十項情報改革。2026年3月，國土安全部長克里斯蒂·諾恩在國會聽證的壓力下遭到解職，說明聽證並非全無效力。目前，民主黨參議員正要求國防部長赫格塞斯與盧比歐出席委員會說明。

第二張，也是最有力的一張，是預算權。憲法第一條明確賦予國會控制財政支出的權力。新的戰費支出，一分錢都需要國會立法批准。隨著戰事延續，政府遲早要回頭向國會伸手——而在財政赤字創歷史新高、社會福利遭到大幅削減的當下，要議員們為一場外國戰爭開出空白支票，即使在共和黨內部也未必能輕易過關。

對華人世界意味著什麼？

伊朗局勢的升溫，對亞洲的衝擊不容小覷。荷姆茲海峽是全球約20%石油的必經之路，一旦局勢失控，油價飆升將直接衝擊台灣、日本、韓國等高度依賴進口能源的經濟體。

對台灣而言，這場危機還有另一層地緣政治意涵：美國在中東的軍事資源大量消耗，是否會影響其在印太地區的承諾能力？川普政府的「美國優先」邏輯，在同時應對多個衝突熱點時，是否仍能維持對台灣的安全保證？

此外，伊朗是中國「一帶一路」的重要夥伴，中伊之間存在長期能源與基礎建設合作協議。美國對伊朗的軍事打擊，勢必重新牽動中美之間的地緣博弈，也將影響北京在中東的外交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