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關係」還特殊嗎？——伊朗戰爭撕開的同盟裂縫

當盟友拒絕讓你使用它的軍事基地，這段關係還能叫做「特殊」嗎？

2026年3月，美國與以色列聯手對伊朗發動大規模空襲。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這位受過國際法訓練的律師，在評估後認定英國沒有參與行動的法律依據，因此拒絕美軍使用部分英國基地——包括位於印度洋戰略要地的迪亞哥加西亞基地。

川普的反應迅速而直接。他在橢圓形辦公室坐在德國總理梅爾茲身旁，對外宣稱英國「不可靠」，說斯塔默「不是邱吉爾」。這個場景，與幾個月前他公開羞辱澤倫斯基幾乎如出一轍。

伊拉克的幽靈，伊朗的現實

要理解這場危機，必須回到2003年。曾任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核心幕僚、親身參與建構美英戰後同盟的阿拉斯泰爾·坎貝爾，在與David Frum的對話中直言：「我們當時問得不夠的，是『之後怎麼辦』。」

伊拉克戰爭的教訓是殘酷的：打倒薩達姆之後，沒有計畫，沒有重建，只有崩潰的國家和無止境的宗派衝突。時任國防部長倫斯斐說「國家建設不是我們的工作」，然後拍拍手走人。

坎貝爾指出，川普政府似乎從伊拉克得出了一個奇特的結論：「伊拉克哪裡出了問題？想太多未來了。所以這次，我們什麼都不想。」國防部長皮特·海格塞斯甚至在記者會上宣稱「不接受投降」——這在國際法上構成戰爭罪。而這場戰爭，每天耗費10億到20億美元，開戰至今已超過110億美元，且完全未經國會授權。

對此，Frum的評估更為嚴峻：「這是美國自二戰後最大規模的憲政危機之一。歷史上，無論朝鮮、越戰、波灣戰爭還是阿富汗，每場重大戰爭都有某種形式的國會授權或條約依據。這次，什麼都沒有。」

「特殊關係」八十年：從邱吉爾到斯塔默

2026年恰好是「特殊關係」這個詞被首次使用的八十週年。這段歷史，遠比表面看起來複雜。

Frum提出了一個犀利的結構性問題：「特殊關係的本質，是美國與西方同盟中軍事實力第二強的國家之間的關係。如果那個位置不再是英國，關係自然就會轉移。」英國的國防預算長期縮減，全球軍事投射能力大幅下降，而以色列在中東的戰略地位卻不斷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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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次的裂縫，不只是實力消長的問題。坎貝爾坦言：「英國右翼媒體今天完全站在川普那邊對抗斯塔默。但這些人平時高喊愛國主義、反對外國干涉，現在卻要向一個最危險的美國總統俯首稱臣——這邏輯說不通。」

更深的矛盾在於脫歐。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至今整整十年，坎貝爾毫不掩飾地說：「這是我所能想到的，一個國家主動為自己造成的最嚴重傷害。」英國GDP可能因此縮水約5%，貿易大幅萎縮，國際地位下滑。而當年推動「最大化脫歐」的重要力量之一，正是川普承諾的美英自由貿易協定——一個從未兌現的空頭支票。

現在的英國，既不在歐盟，又與美國關係緊張，還失去了帝國時代的全球影響力。這是英國幾百年來從未有過的孤立狀態。

華人世界如何解讀這場危機

對台灣、香港及東南亞華人社群而言，這場危機有幾個值得深思的面向。

第一，同盟可靠性的問題。 如果美國可以在未經盟友同意的情況下發動戰爭，並在盟友拒絕配合時公開羞辱對方，那麼任何與美國的安全承諾，究竟有多少保障？台灣的安全仰賴美國承諾，而這個承諾的可信度，正在被川普的行為模式一點一點地侵蝕。

第二，法律vs.實力的選擇。 斯塔默以國際法為由拒絕參戰，被川普批為「不可靠」。這個邏輯，對習慣在國際法框架下尋求保護的小國來說，是一個警訊：當大國決定行動，法律論據可能不只無效，還會成為被攻擊的把柄。

第三，民主國家的內部矛盾。 Frum指出，許多民主黨議員私下支持這場戰爭，卻不願公開表態——既不想得罪進步派，也不想為川普背書。這種「選擇性沉默」讓行政權力得以不受制衡地擴張。這個現象，對任何關心民主治理健康度的人來說，都值得警惕。

坎貝爾從烏克蘭帶回了一個令人不安的觀察：「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讓人很難不得出一個結論——他們實際上站在普丁那邊。領導人不敢公開說，但數字說明一切：美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援幾乎已歸零。」

道德妥協的永恆寓言

Frum在節目中推薦了德國作家丹尼爾·凱爾曼的小說《導演》。這部以納粹時代電影導演帕布斯特為原型的作品，講述一個藝術家如何一步步以「完成傑作」為由，向體制妥協，最終失去了一切。

小說最深刻的諷刺在於：那部他用所有妥協換來的「傑作」，最終從歷史中消失了。而即便它留存下來，妥協是否就值得？小說給出的答案是清晰的：不值得。

Frum說，這個故事與今天的美國政治有著奇異的共鳴。國會議員們為了避免得罪任何人而選擇沉默，媒體人為了流量而選擇聳動，盟國為了維持關係而選擇配合——每一個「小小的妥協」，都在侵蝕更大的東西。

對於華人讀者而言，這個主題並不陌生。在威權壓力下如何保持道德底線，是許多人正在或曾經面對的現實問題。歷史一再證明，「等傑作完成再說」的邏輯，往往是自我欺騙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