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行為準則：和平框架還是既成事實的制度化？

中國外長王毅宣布南海行為準則談判進入「關鍵階段」。這份協議究竟能為地區帶來穩定，還是將固化爭議現狀？從東南亞、台灣及國際法角度深度解析。

一份人人都說「需要」的協議，為什麼談了超過二十年還沒談成？

2026年3月2日，王毅在中國年度外交記者會上宣布，南海行為準則（CoC）談判已進入「關鍵階段」。這句話聽起來平靜，卻在整個印太地區激起了截然不同的解讀——有人看到緩和的曙光，有人嗅到了戰略算計的氣息。

什麼是南海行為準則，為何懸而未決

南海行為準則，是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十個成員國之間，針對南海爭議海域所擬定的行為規範框架。這片海域的主權爭議錯綜複雜：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汶萊及台灣，均與中國存在重疊的主權主張。近年來，漁船扣押、軍艦對峙、人工島礁建設等事件頻繁發生，局勢時常升溫。

這場談判的根源可追溯至2002年，當時中國與東盟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OC）。然而，從「宣言」升級為具法律約束力的「準則」，二十多年來始終未能實現。核心爭議集中在三點：準則的地理適用範圍、是否具備法律約束力，以及如何處理「第三方」（實際上指美國）的軍事活動。

王毅此時高調表態「關鍵階段」，有其地緣政治背景。川普政府回歸後，美國在亞太的政策走向充滿變數，北京視此為深化與東南亞關係的戰略窗口。與此同時，馬科斯政府領導下的菲律賓持續對中採取強硬立場，堅持援引2016年常設仲裁法院（PCA）裁決——該裁決認定中國的「九段線」主張在國際法下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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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有所進展，表面上是好事。但國際法學者與地區分析人士的憂慮在於：不是任何一份協議都值得簽。

最關鍵的問題是法律約束力。若最終文本僅是不具強制性的「君子協定」，實際效果可能是讓北京在不承認PCA裁決的前提下，透過多邊框架獲得某種形式的「合法性背書」。這對越南和菲律賓而言，是難以接受的讓步。

地理範圍同樣是一道難關。若準則的適用範圍以中國主張的「九段線」為基礎劃定，等同於默認了北京的領土主張——這不僅是法律問題，更是政治紅線。

對台灣而言，這份談判本身就存在一個結構性問題：台灣雖然也是南海主權聲索方，卻被完全排除在談判桌之外。無論最終協議內容如何，台灣在法律上均不受約束，但地緣現實上卻無法置身事外。這種「局外人的困境」，折射出台灣在國際多邊機制中長期面臨的結構性排斥。

東盟各國對CoC的態度，遠比外界想像的分歧更大。柬埔寨與寮國因高度依賴中國經濟，傾向於盡快達成協議；菲律賓與越南則堅持要求實質性保障；印尼雖非直接聲索國，但對納土納群島附近中國漁船的頻繁活動深感警惕。

東盟「協商一致」的決策原則，在此顯得既是優點也是弱點。它保護了小國不被大國強行壓制，卻也意味著最終協議往往只能是各方最低公約數。在涉及主權的核心議題上，這種機制的侷限性尤為明顯。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歐盟、英國、澳洲乃至印度，都在密切觀察這場談判。它們關注的不只是南海本身，而是：這份協議將為未來類似的海洋爭端設下什麼樣的先例？「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這一概念，是否會因為一份措辭模糊的地區協議而被悄悄重新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