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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行為準則:和平框架還是既成事實的制度化?
政治AI分析

南海行為準則:和平框架還是既成事實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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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長王毅宣布南海行為準則談判進入「關鍵階段」。這份協議究竟能為地區帶來穩定,還是將固化爭議現狀?從東南亞、台灣及國際法角度深度解析。

一份人人都說「需要」的協議,為什麼談了超過二十年還沒談成?

2026年3月2日王毅在中國年度外交記者會上宣布,南海行為準則(CoC)談判已進入「關鍵階段」。這句話聽起來平靜,卻在整個印太地區激起了截然不同的解讀——有人看到緩和的曙光,有人嗅到了戰略算計的氣息。

什麼是南海行為準則,為何懸而未決

南海行為準則,是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十個成員國之間,針對南海爭議海域所擬定的行為規範框架。這片海域的主權爭議錯綜複雜: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汶萊台灣,均與中國存在重疊的主權主張。近年來,漁船扣押、軍艦對峙、人工島礁建設等事件頻繁發生,局勢時常升溫。

這場談判的根源可追溯至2002年,當時中國與東盟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OC)。然而,從「宣言」升級為具法律約束力的「準則」,二十多年來始終未能實現。核心爭議集中在三點:準則的地理適用範圍、是否具備法律約束力,以及如何處理「第三方」(實際上指美國)的軍事活動。

王毅此時高調表態「關鍵階段」,有其地緣政治背景。川普政府回歸後,美國在亞太的政策走向充滿變數,北京視此為深化與東南亞關係的戰略窗口。與此同時,馬科斯政府領導下的菲律賓持續對中採取強硬立場,堅持援引2016年常設仲裁法院(PCA)裁決——該裁決認定中國的「九段線」主張在國際法下無效。

協議的內容,比協議的存在更重要

談判有所進展,表面上是好事。但國際法學者與地區分析人士的憂慮在於:不是任何一份協議都值得簽

最關鍵的問題是法律約束力。若最終文本僅是不具強制性的「君子協定」,實際效果可能是讓北京在不承認PCA裁決的前提下,透過多邊框架獲得某種形式的「合法性背書」。這對越南菲律賓而言,是難以接受的讓步。

地理範圍同樣是一道難關。若準則的適用範圍以中國主張的「九段線」為基礎劃定,等同於默認了北京的領土主張——這不僅是法律問題,更是政治紅線。

台灣而言,這份談判本身就存在一個結構性問題:台灣雖然也是南海主權聲索方,卻被完全排除在談判桌之外。無論最終協議內容如何,台灣在法律上均不受約束,但地緣現實上卻無法置身事外。這種「局外人的困境」,折射出台灣在國際多邊機制中長期面臨的結構性排斥。

東南亞內部:並非鐵板一塊

東盟各國對CoC的態度,遠比外界想像的分歧更大。柬埔寨寮國因高度依賴中國經濟,傾向於盡快達成協議;菲律賓越南則堅持要求實質性保障;印尼雖非直接聲索國,但對納土納群島附近中國漁船的頻繁活動深感警惕。

東盟「協商一致」的決策原則,在此顯得既是優點也是弱點。它保護了小國不被大國強行壓制,卻也意味著最終協議往往只能是各方最低公約數。在涉及主權的核心議題上,這種機制的侷限性尤為明顯。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歐盟英國澳洲乃至印度,都在密切觀察這場談判。它們關注的不只是南海本身,而是:這份協議將為未來類似的海洋爭端設下什麼樣的先例?「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這一概念,是否會因為一份措辭模糊的地區協議而被悄悄重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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