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戰爭風險重創高盛利率業務

據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局勢升溫導致高盛利率交易業務受到衝擊。地緣政治風險如何撼動全球金融市場？亞洲投資人與企業應如何因應這場看不見的戰場？

戰爭還沒開打，金融市場已經先傷亡。

據多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高盛集團的利率交易業務（Rates Business）正因伊朗局勢引發的市場劇烈波動而承受顯著壓力。這則消息在2026年4月曝光，表面上是一家投資銀行的內部困境，但它所揭示的，是地緣政治如何以肉眼難以察覺的方式，悄悄重塑全球資本市場的運作規則。

發生了什麼事

所謂「利率業務」，是指銀行為企業客戶及機構投資人提供利率衍生性商品（如利率交換、利率期權）的交易與承銷服務。這類業務的核心前提是「可預測性」——交易員必須能夠對未來利率走勢做出合理判斷，才能為產品定價並管理風險。

然而，當伊朗局勢升溫，這個前提就開始動搖。原油價格因地緣政治溢價而飆升，美元、歐元、日圓等主要貨幣的波動率急劇擴大，全球固定收益市場的避險需求與投機行為交織，導致價格信號混亂。在這種環境下，高盛的利率交易員面臨兩難：承接客戶訂單意味著承擔難以量化的風險，而拒絕交易則意味著失去業務收入。

消息人士指出，高盛受到的衝擊不僅是帳面損失，更在於客戶本身也因不確定性而暫停了避險操作——企業財務長們選擇「按兵不動」，等待局勢明朗。這種觀望情緒形成了惡性循環：市場流動性下降，波動率進一步上升，業務空間進一步壓縮。

中東緊張並非新鮮事，但2025年底至2026年初的局勢演變帶來了新的質變。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直接軍事衝突的風險顯著上升，荷姆茲海峽的通航安全再度成為全球關注焦點。這條海峽承載著全球約20%的石油貿易量，一旦受阻，從能源價格到供應鏈成本的衝擊將是全面性的。

對於亞洲市場而言，這個問題的意義尤為深遠。中國大陸是全球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伊朗更是其重要的能源供應來源之一。伊朗局勢的惡化，不僅意味著能源成本上升，更牽涉到中美之間在中東問題上的戰略博弈——北京長期以來在伊朗問題上採取不同於西方的立場，這使得局勢的走向更加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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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香港及東南亞的華人企業界，則面臨另一層考量：若中東衝突升級導致全球避險情緒爆發，資金可能大規模撤出新興市場，亞洲貨幣承壓，融資成本上升。這種「蝴蝶效應」式的傳導機制，正是高盛利率業務受創所揭示的深層邏輯。

在這場地緣政治引發的金融震盪中，利益格局並不是非黑即白的。

輸家方面，除了高盛本身，還包括依賴利率衍生品進行避險的跨國企業。當市場做市商縮減業務，避險成本上升，企業的財務規劃精確度下降。對於利潤率本已偏薄的製造業而言，這是實實在在的成本壓力。

贏家則可能出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波動率上升對於某些對沖基金的交易策略是利好；能源類股在油價上漲中受益；而部分區域性銀行若能在大型投行退縮時填補流動性空缺，也可能獲得市場份額。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大陸的國有銀行與政策性金融機構，在這類地緣政治衝擊中的角色正在發生微妙變化。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以及中國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的擴大，北京是否有能力、有意願在西方金融機構退縮時提供替代性的金融服務？這是一個值得持續觀察的問題。

當然，並非所有人都對此感到悲觀。部分金融業內人士認為，大型投行在高波動環境下暫時收縮業務，是正常的風險管理行為，而非系統性危機的前兆。歷史上，每一次地緣政治衝擊過後，市場都在一定時間內恢復了正常運作。

然而，這種樂觀論述面臨一個根本性的挑戰：我們是否正在進入一個地緣政治風險「常態化」的新時代？如果中東衝突、大國博弈、供應鏈重組成為持續性背景噪音，而非偶發性事件，那麼「等待局勢穩定」的策略本身，就可能是一種誤判。

IMF與世界銀行在近期的報告中均指出，地緣政治碎片化正在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結構性阻力。高盛利率業務的困境，或許只是這個更大趨勢的一個具體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