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圖書館的微縮膠片中，我找到了被奴役的曾曾祖父

在南卡羅來納州歷史檔案館昏暗的燈光下，我瞇著眼睛辨認著1851年《自由黑人名冊》上的古老字跡。當我在F字母區找到「Henry Fordham」這個名字時，忍不住大聲喊出：「找到了！」

這一刻，結束了我多年來尋找曾曾祖父自由之路的探索。但這個發現，也讓我直視一個更深層的真相：有多少非洲裔美國人的歷史，被刻意抹除得無影無踪。

一張1080美元的買賣契約

1829年3月27日，在查爾斯頓——這個美國40%奴隸貿易的入口港，一位名叫Richard Fordham的富有白人種植園主，從Isabella Perman手中購買了四名非洲裔奴隸。其中一個，是我的曾曾祖父，一個叫Harry的男孩。

這份交易記錄冰冷地寫著：「一名叫Harry的黑人男孩、一名叫Jenny的黑人女性及她的兩個孩子Hager和Margaret。」總價1080美元。

Harry，本名Henry，在Fordham的鐵匠鋪學會了打鐵技藝，成為主人的得力助手。19年後，1848年，他被賣給了Otis Mills公司，售價2000美元——對一個黑人來說，這是相當高的價格。

但故事的轉折在於：幾年後，Henry Fordham完成了最後一次「購買」——他買下了自己的自由。

被恐懼驅動的監控系統

《自由黑人名冊》的存在本身，就反映了南方白人社會的深層恐懼。在內戰前的南卡羅來納州，黑人人口超過白人，這讓統治階層時刻擔心會發生像海地那樣的黑人起義。

自由的非洲裔美國人雖然只佔黑人人口不到5%，但白人認為任何反抗都可能由這些「有獨立資源和行動自由」的人領導。因此，他們建立了嚴密的登記制度，追蹤每一個像Henry Fordham這樣的自由黑人。

諷刺的是，正是這種基於恐懼的監控系統，讓我能在175年後找到曾曾祖父獲得自由的證據。

被刻意偷走的記憶

我的DNA檢測顯示：34%來自奈及利亞，20%來自馬利，26%來自西非其他地區。剩下的20%主要來自德國和英國——這符合研究顯示美國黑人平均擁有75-80%西非血統和20-25%歐洲血統的數據。

但這些數字無法告訴我，Henry的祖先來自哪個具體的村莊，說什麼語言，信仰什麼宗教。這些歷史被刻意偷走了。

新世界的奴隸主們費盡心機切斷被奴役者與過去和彼此的聯繫。當20、40、60個黑人被塞進奴隸棚屋，而大房子裡只住著十幾個白人家庭成員時，控制者不能讓被控制者意識到自己數量上的優勢。他們要讓我們感到無力、無根、孤立。

語言中殘存的記憶碎片

小時候，我曾聽到兩位來自查爾斯頓的女性用一種我聽不懂的快速方言交談。後來我知道那是Gullah語（也叫Geechee語）——一種以英語為基礎、但融合了大量西非詞彙、語法和句法的克里奧爾語。

Gullah可能是Angola（安哥拉）的變音，或者指Gola民族（現在生活在賴比瑞亞和獅子山）。如果你曾經把花生叫做「goobers」，你就在使用來自剛果語「nguba」（花生）的Gullah詞彙。

在查爾斯頓周圍的島嶼上——包括Richard Fordham擁有種植園、我曾曾祖父長大的Daniel Island——Gullah語成為了不同文化和語言群體的被奴役非洲人之間溝通的共同語言。Henry幾乎肯定能聽懂那兩位女性說的每一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