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首相承諾按下「成長開關」，卻面臨過度承諾的歷史包袱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承諾透過積極財政政策推動經濟成長，但近年經驗顯示，缺乏精準政策可能導致浪費性支出

2月20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發表施政方針演說，承諾在不增稅的前提下，透過擴張性財政政策推動經濟成長。這個雄心勃勃的願景聽起來令人振奮，但歷史經驗卻提醒我們要保持謹慎。

過去數十年來，日本政治人物反覆提出類似承諾，結果往往是政府支出大幅增加，但經濟成長效果有限。高市的「成長開關」能否打破這個循環？

積極財政的雙面刃

高市在演說中強調，政府將主導解決「國內投資嚴重不足」問題，並透過多年度預算框架進行更具戰略性的投資。這項改革確實具有前瞻性，突破了傳統單年度預算的限制。

支持者認為，在民間投資低迷的情況下，政府必須扮演領頭羊的角色。數據顯示，日本的公共投資占GDP比重自1990年代以來大幅下滑，基礎建設老化問題日益嚴重，確實需要政府積極介入。

然而，批評者擔心這可能重蹈「大政府」的覆轍。過去的公共工程往往淪為政治分贓工具，造成資源浪費。特別是在地方層級，許多「蚊子館」至今仍是納稅人的沉重負擔。

面對高市政權的經濟政策，日本企業界展現出謹慎樂觀的態度。豐田、索尼等大企業雖然歡迎政府的成長戰略，但更關注政策的具體內容和執行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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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值得關注的是AI領域的投資政策。在美中科技競爭白熱化的背景下，日本企業需要在技術創新和地緣政治風險之間找到平衡點。高市政府如何在促進AI發展的同時，避免捲入大國博弈的漩渦，將是關鍵考驗。

股市反應也呈現分化：大型股受惠於政策預期而表現強勁，但中小型股卻因貿易政策和AI監管的不確定性而走勢疲軟。

高市的成長戰略面臨的最大障礙，是日本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勞動力人口減少、生產力停滯、企業囤積現金等深層問題，無法單純透過財政刺激解決。

最令人困惑的是企業的投資意願低落。日本企業的現金和存款餘額已達到約280兆日圓的歷史新高，但這些資金卻未能轉化為設備投資或研發支出。即使政府大力鼓勵投資，如果民間部門缺乏「動物精神」，持續成長仍然遙不可及。

從亞洲區域的角度來看，高市政權的積極財政政策具有重要的戰略意涵。在美國川普政府和歐盟都強調經濟安全的時代，日本也需要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成長策略。

對華人世界而言，日本的政策走向格外重要。高市以對中強硬著稱，但考慮到日本經濟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如何在競爭與合作之間找到平衡，不僅影響日本經濟，也將重塑亞洲經濟格局。

台積電、聯發科等台灣科技企業，以及東南亞的製造業供應鏈，都可能因為日本政策的調整而面臨新的機會與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