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文學科只剩一個金主：梅隆基金會的壟斷與危機

在美國某所小型私立學院裡，一位宗教研究教授興奮地向資助部門主管介紹他的新研究計畫。然而，主管只能無奈地告訴他：「這個計畫獲得梅隆基金會資助的機會微乎其微，因為它純粹是學術研究，與社區合作或種族正義無關。」這位教授臉上的興奮瞬間消失，就像洩了氣的氣球。

這個場景並非個案，而是當今美國人文學科面臨的普遍困境：當只剩下一個主要金主時，學術研究的方向究竟由誰決定？

從多元資助到單一壟斷

1964年，美國人文學科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具有前瞻性的報告，警告人文學科面臨的危機，並建議建立多元化的資助體系。該委員會明確指出：「學者和藝術家絕不能只依賴聯邦政府的幫助，任何單一的政府工具都應該令珍視人文學科的人感到厭惡。」

半個多世紀後，這個預言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成真。如今，安德魯·W·梅隆基金會（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已成為美國人文學科事實上的唯一主要資助者。2024年，該基金會撥出了5.4億美元的資助金，而同年國家人文基金會的預算僅為7800萬美元。

這種壟斷地位的形成並非偶然。過去數十年來，其他主要資助機構紛紛退出：大西洋慈善基金會在1990年代減少了人文資助；洛克菲勒基金會在2000年代轉向其他領域；福特基金會在2022年宣布大幅削減高等教育資助，轉而專注於種族正義運動建設。

社會正義轉向的深層影響

2018年，詩人兼學者伊麗莎白·亞歷山大（Elizabeth Alexander）接任梅隆基金會主席後，該機構發生了根本性轉變。2020年6月，梅隆宣布將「在所有資助中優先考慮社會正義」，這被稱為該組織的「重大戰略演進」。

這一轉變的具體表現令人震驚：

• 波特蘭州立大學獲得資助，幫助其女性、性別與性研究系變得更加「不可治理」，創造「鼓勵行動主義」和「酷兒與女性主義抗爭」的空間
• 德州農工大學聖安東尼奧分校的「邊境莎士比亞集體」項目獲得資助，該團體「利用莎士比亞重新想像殖民歷史，並在拉弗龍特拉地區設想社會正義的未來」
•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性別、性取向與女性研究系獲得資助，創建「法西斯時代跨性別解放」工作組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歷史學家坦承：「我不想公開發言，因為梅隆非常強大。」這句話道出了當前學術界的真實處境。

學者的艱難選擇

多位受訪的學者描述了相似的困境。一位資深學者為了獲得急需的研究資助，被迫將原本與社會正義無關的項目重新包裝，加入種族議題以迎合梅隆的偏好。另一位教授承認，在梅隆代表的「緊密指導」下，他們在提案中加入了大量社會正義術語。

這種激勵結構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它不僅迫使學者進行虛假的學術包裝，還模糊了嚴肅的種族、殖民主義或性別研究與空洞的政治口號之間的界限。

更令人憂慮的是梅隆對新生代學者的影響。該基金會取消了原本對研究主題沒有實質限制的「博士論文完成獎學金」，代之以「博士論文創新獎學金」，明確要求「與歷史上在高等教育中代表性不足的社區進行深思熟慮的接觸」。2025年的45名獲獎者全部從事身份認同或社會環境正義相關研究。

華人世界的反思

這一現象對華人學術圈具有特殊意義。在重視學術傳統與文化傳承的華人社會中，純粹的學術研究往往被視為具有內在價值。然而，美國人文學科的政治化趨勢可能會影響全球學術交流與合作。

對於在美華人學者而言，這種資助環境可能迫使他們在學術誠信與生存需要之間做出艱難選擇。同時，這也提醒亞洲各國在建立自己的學術資助體系時，應該避免單一機構壟斷的風險。

金錢與學術自由的博弈

梅隆基金會的轉向並非孤立事件，而是反映了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當人文學科在經濟上日益邊緣化時，它們變得更容易受到資助者意識形態的影響。正如一位學者所說：「人文學科不是因為變得激進而破產，而是因為破產而變得激進。」

這種情況的諷刺之處在於，梅隆基金會本身就是由工業巨頭後代創立的億萬美元基金會，而伊麗莎白·亞歷山大作為精英家庭出身的詩人，2024年的薪酬高達153萬美元，相當於約16名普通終身教授的年薪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