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產業政策大轉彎：川普的錯誤方向？

川普政府大舉投資產業政策，但專家批評缺乏明確使命導向。分析美國政府投資策略轉變對全球經濟與華人市場的影響。

400,000人把美國送上月球，其中大部分在私人企業工作。但如今川普政府推動的產業政策，卻與當年阿波羅計畫的成功模式背道而馳。

倫敦大學的瑪麗安娜·馬祖卡托教授在《外交事務》雜誌撰文指出，美國產業政策長期存在矛盾：政治修辭像湯瑪斯·傑佛遜般崇尚自由市場，實際行動卻像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般積極扶植新興產業。

被遺忘的政府創新史

我們每天使用的智慧手機技術——GPS、觸控螢幕、Siri——全部源自政府資助的研究。1958年起國防部資助的網際網路研究，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投入數千億美元建立的製藥產業基礎，都證明政府願意承擔私人資本迴避的風險。

問題在於，政府承擔風險社會化，利益卻被私有化。特斯拉獲得4.65億美元政府貸款，股價從17美元飆升至93美元，但政府未取得股權。若當初持股，收益足以彌補破產的索林德拉5.35億美元損失數倍。

拜登政府透過晶片法案、通膨削減法案、基建投資法案，催化超過2,000億美元私人投資，創造超過8萬個就業機會。台灣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400億美元投資，成為美國史上最大外國直接投資。

然而，這些成果未能充分惠及勞工階層，成為川普勝選的因素之一。

川普政府延續產業政策，但方式截然不同。對英特爾投資57億美元取得10%股權，對稀土企業MP Materials投資4億美元取得15%股權，對美國鋼鐵取得「黃金股」永久否決權。這些前所未有的政府持股，目的卻非戰略引導，而是事後價值提取。

對華人市場而言，美國產業政策轉變帶來複雜影響。台灣半導體產業面臨美國政府更直接的戰略介入，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需重新評估美中科技競爭的影響，東南亞華商則可能在供應鏈重組中找到新機遇。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政府從單純資金提供者轉為戰略夥伴的角色變化。這與中國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形成有趣對比——兩個超級大國都在強化政府在產業發展中的角色，但方式和目標不同。

馬祖卡托教授批評，川普政府將產業政策視為部門交易，而非圍繞明確公共使命組織政策。真正成功的產業政策需要：明確的問題定義、可衡量的成果目標、跨部門協調能力，以及確保公共投資帶來共享繁榮的制度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