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三個聯合公報」時代終結了嗎？

習特會後，南京大學朱鋒教授警告，維繫美中關係半世紀的三個聯合公報時代可能「完全走入歷史」。台灣問題的結構性困境，以及對華人世界的深遠影響。

維繫美中關係半個世紀的外交框架，正在靜靜地鬆動。

本月初，習近平與唐納·川普舉行峰會。北京隨後宣布，兩國領導人同意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並稱之為「重大里程碑」。白宮也呼應這一表述，強調應在「公平與互惠基礎上」推進。表面上，這是一次難得的外交緩和。

然而，一位中國大陸頂尖學者的警語，讓這份樂觀打了折扣。

三個聯合公報，憑什麼重要？

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朱鋒直言：三個聯合公報所界定的美中關係時代，可能已「完全走入歷史」。他進一步指出，考量到美國國內政治的現實，期待北京與華盛頓就台灣問題達成全面政治共識，是「不切實際」的。

所謂「三個聯合公報」，分別是1972年的上海公報、1979年的建交公報，以及1982年的第三個公報。這三份文件構成了美中關係的外交憲法，尤其在台灣問題上，確立了「一個中國」政策的基本框架。

這套框架得以運作，倚賴的是一種刻意保留的「戰略模糊」——美國不正式支持台灣獨立，中國不訴諸武力統一，雙方各自保留詮釋空間，以此管控分歧。這種模糊，既是外交智慧，也是矛盾的暫存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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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鋒的警語之所以值得重視，在於他並非體制外的批評者，而是深度參與政策論述的主流學者。這樣的聲音出現，意味著北京內部對現狀的評估正在調整。

時間節點同樣關鍵。川普政府在第一任期大幅擴大對台軍售、容許高層官員訪台，並有意模糊「一個中國」政策的邊界。拜登政府則多次暗示在台海衝突中美軍可能介入。換言之，公報的文字或許仍在，但其精神早已被掏空。

峰會後兩國共同採用的「戰略穩定」一詞，令人聯想到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兩個核武大國為避免全面衝突而建立的最低限度規則。若這才是當前美中關係的真實底色，那麼這段關係已從「競爭性協作」滑向「管控下的對抗」，性質上截然不同。

這場框架轉移，對台灣的衝擊最為直接。

台灣長期倚賴「戰略模糊」提供的安全空間——美國不明確承諾防衛，但也不放棄這個選項，足以讓北京在算計武力成本時保持謹慎。一旦這套邏輯的基礎——即公報框架——被宣告失效，台灣面對的不確定性將顯著上升，無論美國最終選擇更清晰的承諾，還是更明確的切割。

對香港與澳門而言，美中關係的結構性緊張早已滲透進日常的商業環境與法律風險評估之中。對東南亞的華人社群而言，這意味著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壓力將持續升溫，而「不選邊」的空間正在收窄。

從經濟角度看，美中若真正進入「戰略穩定」的新框架，短期內或可降低爆發直接衝突的風險，對亞洲市場是相對利好的訊號。但這種穩定的代價，是雙方在科技、金融、供應鏈上的脫鉤將持續深化——這對深度嵌入兩個體系的台灣企業、香港金融業，以及整個亞洲製造業生態，都是長期的結構性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朱鋒同時指出，此次峰會展示了雙方在認知框架上對齊的努力，「為未來關係奠定了新的基礎」。這並非全然悲觀的判斷——它承認舊框架已死，但也暗示新框架正在摸索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