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調時代的落幕：當95%的人拒絕回答

當95%的民眾拒絕接聽民調電話時，「民意」還存在嗎？

上週，擁有90年歷史的蓋洛普民調宣布終止總統支持率調查。表面理由是「商業策略調整」，但真相可能更加複雜：川普的支持率在該機構最新調查中僅有36%，遠低於其他機構的42%平均值。而這位以報復聞名的總統，剛剛對CBS和ABC提起訴訟並獲得巨額和解金。

消失的受訪者

數字揭示了殘酷現實：蓋洛普的電話回應率從1990年代末的28%暴跌至目前的5%。要收集1000人的樣本，過去需要撥打3500通電話，現在需要2萬通。成本增加了6倍。

更嚴重的是樣本偏差問題。那5%願意回答的人，是否本質上就與拒絕的95%不同？他們可能更配合、更有主見，或在某些方面根本不代表一般大眾。

皮尤研究中心發現，受訪者往往高報自己的志工參與率，因此該機構會加重那些聲稱不參與志工活動者的回應，以修正樣本偏差。但這類調整同樣耗費資源。

川普現象的測量難題

2016年大選前夕，民調顯示希拉蕊領先*川普3.2個百分點，FiveThirtyEight預測她將獲得302張選舉人票。結果她只得到232張，普選票也僅領先2.1個百分點。

2024年，民調再次低估了川普的支持度。核心問題在於：川普強烈吸引那些教育程度較低、經濟條件較差、對制度不信任的選民。這些人不太可能出現在傳統民調樣本中，但會在關鍵時刻投票。

有趣的是，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中，7項主要民調只有1項──採用當時被輕視的網路調查法──準確預測了脫歐派獲勝。

華人社會的反思

在台灣，民調同樣面臨挑戰。年輕世代習慣用手機、拒絕接陌生來電，傳統電話民調越來越難觸及他們。而在香港，政治敏感性使得民調回應率進一步下降，真實民意更難捕捉。

大陸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官方民調機制相對封閉，網路輿情監測成為觀察民意的主要管道。但這種方式能否反映真實民意，仍存在爭議。

新加坡等地的經驗顯示，在多元族群社會中，語言、文化差異也會影響民調準確性。華語受訪者與英語受訪者的回應模式往往存在顯著差異。

民主的測量危機

1936年，喬治·蓋洛普用5萬人的科學樣本，擊敗了《文學文摘》1000萬人的郵寄調查，證明了代表性勝過規模。當時的美國人把接受民調視為「讓民主運作得更好的公民小義務」。

如今，大量民眾將民主制度視為「對己不利」，電話裡的陌生調查員也被當作敵對制度的一部分。這反映的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社會凝聚力的瓦解。

新技術試圖填補空白。Morning Consult等公司採用網路招募，收集數萬人的大樣本，希望以量補質。但這能否解決根本問題，仍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