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策略：在不放棄控制下鼓勵民營企業創新

中國調整民營企業政策，在維持政治控制的同時促進創新。分析這一轉變對全球商業環境和華人世界的深遠影響

當2020年中國監管機構突然對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集團展開調查時，整個商界為之震驚。這起事件不僅叫停了當時預計全球最大規模的IPO，更讓批評北京金融監管政策的馬雲從公眾視野中消失。

然而，一年前的2025年2月，習近平主席釋放了政策轉向的重要信號——邀請馬雲參加企業家座談會，這是螞蟻集團遭遇監管風暴以來，馬雲首次與高層領導人公開同框。

制度化控制的新模式

這並非簡單的政策放鬆。中國共產黨正在建立一套更加制度化、可預測的民營企業監管體系。經過多年的突發性整頓後，北京希望在鼓勵創新的同時，確保這些創新服務於國家的技術自主和全球領導地位目標。

2026年2月初發布的汽車數據指導原則就是最佳例證。該指導原則明確定義了汽車數據的國際共享範圍，讓電動車企業能夠在不觸犯不同監管機構要求的情況下拓展海外市場。

2025年頒布的《民營經濟促進法》是中國首部承諾平等法律待遇、財產權保護和公平市場准入的綜合性法律，為民營企業提供了法律保障的基礎框架。

更值得關注的是，黨組織在企業內部的角色正在發生質變。在僱用三名以上黨員的企業中，黨支部不再是形式化存在，而是成為政策指令傳達和企業治理的實質參與者。

黃金股機制的運用更加精妙。政府相關機構通過持有企業約1%的股份，獲得對關鍵決策的否決權。2021年，中國網信辦相關投資者收購了字節跳動國內業務1%股份，獲得董事會席位和應用程式運營許可證的所有權。

這種做法讓政府能夠在關鍵時刻影響企業決策，而無需對日常運營進行微觀管理。

中國正在實施差異化的行業開放策略。在電池等已具備全球競�爭優勢的領域，重點是防止技術外洩；而在生物技術等需要國際合作的前沿領域，則在創新促進與安全保障之間尋求平衡。

這種選擇性開放反映了北京對不同行業風險回報比的精密計算。對於已經掌握世界領先技術的領域，如何保持優勢是關鍵；對於仍需追趕的領域，如何在不損害國家安全的前提下最大化學習效果成為重點。

這一政策轉變對整個華人商業世界產生了複雜影響。香港、台灣、新加坡等地的華人企業家既看到了中國大陸市場的新機遇，也面臨著更加複雜的政治風險評估。

特別是在科技領域，華人企業如何在全球供應鏈中定位，如何平衡與中國大陸的商業往來與其他市場的合規要求，成為重要的戰略考量。

台積電、聯發科等台灣科技企業，以及東南亞的華人企業集團，都需要重新評估與中國大陸企業的合作模式和風險管控機制。

中國的這種新模式可能會重新定義國家與市場關係的全球標準。如果中國能夠成功實現政治控制與創新活力的平衡，可能會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個替代性的發展模式。

但這也意味著，跨國企業在進入中國市場時，需要適應一個更加複雜的治理環境——既要遵循市場邏輯，又要理解和配合政治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