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骯髒的錢」遇上「善良的事業」

一個性犯罪者，如何讓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和比爾・蓋茲同時為他背書？

答案是：用錢。但更準確的答案是：用捐款。

傑弗里・艾普斯坦在2008年以引誘未成年人罪名認罪後，仍持續以慈善家身份活躍於精英圈。MIT媒體實驗室、棕櫚灘芭蕾舞團、多所頂尖大學紛紛接受他的捐款。比爾・蓋茲甚至在這名性犯罪者的豪宅中與他共進早午餐，向其他億萬富翁宣揚慈善理念。如今，蓋茲正忙著向員工道歉、出席國會作證，並承受因艾普斯坦關係而帶來的一切後果。

艾普斯坦事件已過去十年以上。然而根據2023年的調查，仍有超過半數的募款專業人員表示，其所在機構沒有任何應對「有毒捐款者」的政策。問題從未真正解決。

壞人為何要做好事？

這個問題的答案，比我們想像的更令人不安。

諾斯伊斯頓大學倫理與慈善學教授帕特里夏・伊林沃思將問題捐款者的動機歸結為兩個核心原因。

第一是聲譽洗白（reputation laundering）。這並非新現象。1888年，靠炸藥致富的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讀到一篇稱他為「死亡商人」的訃聞後大受震驚，決定將全部財產用於設立諾貝爾獎。今天，「諾貝爾」這個名字與和平、科學緊密相連，而非爆炸物。薩克勒家族以高度成癮性止痛藥OxyContin積累財富，卻同時向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古根漢美術館、牛津大學等頂尖機構慷慨捐款，在五年內捐出超過6,000萬美元。

第二個原因更出人意料：心理學家稱之為道德許可效應（moral licensing）。研究者貝諾特・莫南與戴爾・米勒於2001年提出這一理論——當一個人做了好事之後，會在潛意識中感到自己有資格做壞事。這就像節食者在堅持健康飲食幾個月後，突然一口氣吃掉一整桶冰淇淋。只不過在這裡，那桶「冰淇淋」可能意味著嚴重得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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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班克曼-弗里德的案例是這種邏輯的極端呈現。這位FTX加密貨幣詐騙犯在2022年被捕前，已向慈善機構捐出超過1.9億美元，是「有效利他主義」運動史上最成功的實踐者。他的前女友兼前高管卡洛琳・艾利森在法庭上作證，班克曼-弗里德以「更大的善」為名構建整個商業帝國，讓身邊的人相信打破規則是被允許的。「這讓我更願意去欺騙或盜竊，」她說。

接受方的兩難困境

問題的核心不只是壞人的動機，更在於：為什麼那麼多好機構選擇接受？

美國募款專業人員協會（AFP）會長H・阿特・泰勒說得直白：「當一個組織面臨嚴重財務困難，而一個略有問題的捐款者出現，說『我願意幫忙，你不需要犧牲太多聲譽』，你就會接受這筆錢。」在川普政府預算削減的當下，美國約70%的非營利組織正面臨資金縮減，這種壓力從未如此沉重。

但短期的財務解脫，往往換來長期的信任危機。研究顯示，接受問題捐款的機構在吸引新捐款者方面會遭遇系統性困難，因為它們被視為道德共謀。

薩克勒家族的案例是最清晰的警示。2017年，攝影師南・戈爾丁在古根漢美術館組織抗議，在羅浮宮發起「躺下示威」，控訴這些機構為薩克勒家族「藝術洗白」。她喊出：「所有博物館和機構都必須停止接受這些腐敗惡棍的錢。」最終，羅浮宮、古根漢、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相繼撤除薩克勒之名，切斷關係。

而MIT媒體實驗室因艾普斯坦關係引發的媒體風暴、研究人員辭職潮，至今仍是該機構揮之不去的污點。

華人世界的視角

在台灣、香港及東南亞華人社群，慈善捐款文化正在快速演變。富裕企業家透過捐款建立社會影響力的模式並不陌生——但「捐款者篩選」的概念，在華人非營利生態中仍屬相對新興的議題。

值得關注的是公眾信任的侵蝕。調查顯示，目前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國人信任富裕慈善家會做正確的事，較2010年的36%進一步下滑；對非營利組織高度信任的比例也降至35%。這種信任危機並非西方獨有——當捐款被視為購買聲譽的工具，公眾對整個慈善體系的質疑便會蔓延。

KEDGE商學院教授馬雷克・普羅庫佩克的觀察一針見血：「有爭議的捐款者從來都存在，只是現在我們更加關注。」在社群媒體高度透明的時代，「不知情」已難以成為藉口，機構的道德選擇將被無限放大檢視。

對於華人世界的非營利組織、大學及文化機構而言，建立清晰的捐款者審查機制，不再只是西方機構的功課，而是維護自身公信力的必要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