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學者呼籲：美中應擱置對立，共同應對高齡化危機

2035年，中國將有4億人超過60歲。同一年，美國的嬰兒潮世代將全數步入老年。兩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正以幾乎相同的速度，走向同一場人口危機。

哈佛大學醫療人類學家亞瑟·克萊曼（Arthur Kleinman）近日提出一個在當前國際氛圍下顯得格外罕見的主張：美中兩國應超越地緣政治對立，透過相互學習彼此的長期照護制度，共同推動一場「社會技術」革命。克萊曼同時持有哈佛大學與哈佛醫學院的雙重職位，是醫療人類學領域的權威學者。他的論點核心在於：面對高齡化這場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轉型，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獨自找到答案。

「社會技術」：比晶片更難複製的競爭力

克萊曼所說的「社會技術（social technology）」，不是機器人或人工智慧，而是一個社會如何組織老年照護的制度性基礎設施——長照保險的財務架構、社區互助網絡的運作邏輯、家庭照護責任的文化分配，以及照護品質的標準化機制。

他的具體提案分為兩個方向。其一，美國應向中國近年積極建立的長期照護保險制度取經。中國自2016年起在多個城市試點，對重度失能者提供保險給付，目前已逐步擴大覆蓋範圍，這一制度在財務設計與政府主導推動方面積累了值得參考的經驗。其二，中國則可學習美國在老人照護機構運營方面數十年的積累——從設施規劃、人員培訓到照護流程的標準化，美國的機構照護體系儘管存在爭議，但在管理模式上相對成熟。

這種「雙向學習」的邏輯，挑戰的是當前美中關係中「零和競爭」的主流敘事。

數字背後的緊迫性

高齡化危機的規模，使得任何意識形態的分歧都顯得奢侈。

在中國，「未富先老」已從學術警語變成政策現實。按照目前的人口趨勢，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將持續萎縮，而需要照護的老年人口卻快速膨脹，社會保障體系面臨的財政壓力將在未來十至十五年內急劇上升。中國現行的長照試點制度覆蓋範圍仍然有限，城鄉之間、沿海與內陸之間的照護資源落差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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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問題的核心不是制度設計，而是勞動力。照護工作者的薪資長期偏低，人員流失嚴重，而移民政策的收緊又壓縮了補充勞動力的空間。2030年之後，照護需求的爆炸性增長與供給側的結構性短缺，將形成難以彌合的缺口。

對於台灣、香港及東南亞華人社群而言，這場危機同樣迫切。台灣的老齡化速度在全球名列前茅，2025年已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超過20%）。台灣的長照2.0政策提供了另一個值得比較的參照系——在資源相對有限的條件下，如何透過社區化服務來延緩機構化照護的需求。

地緣政治的阻力：學習的代價

克萊曼的提案面對的最大障礙，不是技術性的，而是政治性的。

在當前的美中關係框架下，「向中國學習」在美國國內政治中幾乎是不可能公開倡議的立場。川普政府的對中政策以強硬姿態為基調，任何被解讀為對中國制度的肯定，都可能在國內引發政治反彈。與此同時，中國方面對於引入外部模式也存在制度性的審慎——尤其是在強調「中國式現代化」的政策敘事下，承認需要向美國學習，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敏感的表態。

然而，歷史上並非沒有先例。即便在冷戰最緊張的時期，美蘇之間仍維持著公共衛生領域的有限合作。COVID-19疫情期間，儘管官方層面摩擦不斷，科學家之間的資訊交流從未完全中斷。克萊曼的邏輯似乎是：在政府對政府的外交管道受阻之時，學術界、醫療專業社群與公民社會或許能開闢另一條知識流通的路徑。

這是務實的迂迴策略，還是在結構性對抗面前的一廂情願？這個問題，目前沒有明確的答案。

文化的維度：「孝道」能否成為制度的替代品

在討論高齡照護時，文化因素往往被低估。

中華文化圈長期以「孝道」作為老年照護的道德基礎，家庭照護被視為子女的天然義務。這一文化傳統在某種程度上延緩了正式照護制度的建立——當家庭能夠承擔時，國家介入的壓力就相對較小。

但都市化、少子化與女性勞動參與率的上升，正在系統性地侵蝕這一傳統的物質基礎。一對夫妻同時照顧四位老人（「4-2-1」家庭結構）的情境，在中國大城市已不再罕見。文化規範與現實條件之間的落差，正在製造巨大的社會壓力，而這種壓力最終會轉化為對制度性解決方案的需求。

克萊曼作為醫療人類學家，對這種文化-制度的張力有深刻的認識。他的「社會技術」概念，本質上是在問：一個社會如何在保留文化價值的同時，建立能夠實際運作的制度？這個問題，在華人世界的不同地區——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香港——正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被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