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的問題，我們還沒答完

250年前寫成的一本書，正在被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同時翻閱——有人在尋找武器，有人在尋找答案，有人在尋找自己選擇的正當性。

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那一年美國宣布獨立，蒸汽機剛剛開始改變英格蘭的工廠。斯密問了一個至今仍未被徹底回答的問題：國家的財富究竟從何而來？他的答案——分工與自由貿易——在此後250年塑造了全球經濟秩序的基本邏輯。但2026年的世界，正在以各種方式質疑這個答案。

斯密說了什麼，我們又做了什麼

《國富論》的核心論證並不複雜。斯密用別針工廠的例子說明：一個工人獨自完成所有工序，一天頂多做出20根別針；但10個工人分工合作，每人專精一道工序，一天可以生產48,000根。專業化帶來生產力的指數級提升，這是財富的第一個源泉。

第二個源泉是自由貿易。斯密認為，各國應當生產自己最擅長的東西，然後互相交換。這個「比較優勢」的邏輯，後來由大衛·李嘉圖進一步完善，成為19世紀英國自由貿易政策的理論基礎，也是20世紀末WTO體系建立的思想根源。

然而2026年的現實圖景與斯密的理想相距甚遠。美國對主要貿易夥伴加徵關稅，歐盟以「戰略自主」為名強化產業補貼，中國推進供應鏈自主可控。全球化的退潮不是一個國家的選擇，而是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同步做出的轉向。

為什麼是現在？三股力量同時到來

這場對斯密思想的重新審視，並非偶然在2026年發生。三股力量正在同時重塑全球經濟的基本條件。

第一股力量是地緣政治的回歸。 冷戰結束後，全球化建立在一個隱含假設之上：貿易夥伴之間不會發生根本性的政治衝突。這個假設在2022年後已被徹底打破。俄烏戰爭、台海緊張局勢、中美科技脫鉤——這些發展讓各國政府意識到，純粹的經濟效率不是唯一的考量。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在地緣政治的干預下變得不那麼可靠。

第二股力量是AI對勞動市場的衝擊。 斯密的分工理論預設了人類勞動者是生產的主體。但生成式AI正在接管大量知識工作，從法律文書到程式碼撰寫，從財務分析到新聞寫作。當「分工」的主體從人變成演算法，斯密的財富分配邏輯——勞動者因專業化而獲得報酬——面臨根本性的挑戰。生產力提升了，但收益流向了哪裡？

第三股力量是不平等的積累效應。 過去30年的全球化確實創造了巨大財富，但分配極不均衡。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全球化使數億人脫離絕對貧困，這是真實的成就。但在許多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的實質薪資停滯，而資本所有者的財富則急速增長。斯密筆下「看不見的手」帶來的普遍繁榮，在現實中呈現出高度選擇性。

華人世界的獨特處境

對於台灣、香港及東南亞華人社群而言，這場關於斯密的討論有著特殊的現實意義。

台灣是全球化分工體系最深度的參與者之一。台積電的存在本身就是比較優勢理論的極致體現——將半導體製造的專業化推向人類技術的極限。然而這種高度專業化也帶來了高度脆弱性：當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台灣的「護國神山」同時成為地緣政治的聚焦點。斯密的邏輯告訴我們專業化創造財富，但沒有告訴我們如何管理因此而來的戰略風險。

東南亞則正在成為全球供應鏈重組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製造業從中國大陸向越南、泰國、印尼轉移，這個過程在某種意義上是斯密比較優勢邏輯的再次運作——只是這次的動力不只是成本，還有地緣政治的規避。

中國大陸的情況則更為複雜。一方面，中國是過去40年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數億人口因此脫貧。另一方面，中國現在正在推進的「雙循環」戰略，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斯密自由貿易邏輯的主動修正——以犧牲部分效率換取更強的自主性和安全性。這是對的選擇嗎？不同的經濟學家給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被遺忘的另一個斯密

在討論斯密時，有一個常被忽略的事實：他不只寫了《國富論》，還寫了《道德情操論》。在後者中，斯密論證市場要正常運作，需要參與者之間存在基本的「同理心」（sympathy）和對公正規則的共同認可。

換句話說，斯密從未主張「市場萬能」。他警惕壟斷，擔憂商人和製造商勾結政府排除競爭，關心窮人的處境。將斯密簡化為「放任市場」的代言人，是對他思想的嚴重誤讀。

這個「另一個斯密」在2026年格外重要。當AI創造的生產力紅利集中流向少數資本擁有者，當自由貿易的收益在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都嚴重不均，斯密本人或許會問：這樣的市場，還算是在服務社會的整體利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