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農業補貼與環境監管之辯：白宮政策的雙重轉向

重點摘要

• 川普政府宣布120億美元農民援助計畫，主要惠及大宗商品農業，為本年度高達400億美元農業補貼的一部分，進一步鞏固「大農業」利益。
• 此政策與競選期間（川普與羅伯特·F·甘迺迪二世）遏制農藥與產業影響力的承諾形成鮮明對比，引發右翼內部矛盾。
• 新任環保署（EPA）署長李·澤爾丁領導下，環保署放寬化學品監管，並推動數種含有PFAS（「永久化學品」）農藥的審批，儘管其採用了狹隘的PFAS定義，此舉仍引發環境健康擔憂。

深度分析

產業背景：巨額補貼下的美國農業生態

川普政府近日宣布了一項120億美元的農民援助計畫，旨在彌補其貿易政策對美國農民造成的經濟衝擊。這筆資金主要惠及玉米、棉花、花生、稻米、小麥及大豆等大宗商品農場，預計將於明年二月開始發放。值得注意的是，這僅是本年度近400億美元農業補貼總額的一部分，其中至少三分之二已流向大宗商品農場，顯示了政府對「大農業」（Big Ag）的持續傾斜。

這種資源分配模式進一步鞏固了大型農業企業的市場地位。儘管大型農業活動佔全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約10%，其持續獲得的巨額補貼卻未能有效促進其環境責任或轉型至可持續發展模式。這不僅是經濟援助，更是一種政策性支持，可能加劇環境退化而非鼓勵創新。在國際層面，貿易政策導致的國內補貼，雖旨在穩定市場，卻可能扭曲全球農產品價格，並引發貿易夥伴的不滿，對全球農業貿易秩序構成潛在挑戰。

政治角力：右翼內部的承諾與背離

在2024年競選期間，前總統川普與獨立參選人羅伯特·F·甘迺迪二世（Robert F. Kennedy, Jr.）均曾廣泛承諾，將遏制危險農藥的濫用，並限制產業對聯邦政府的影響力。這一訊息成功吸引了包括社群媒體意見領袖、脊骨神經醫師及疫苗懷疑論者在內的多元選民群體，他們渴望一個能夠清除空氣、水源及食物中企業驅動的毒性物質的政府，選民對於「清理」的訴求強烈而迅速。

然而，上任後行政部門的政策卻出現了明顯的轉向。新任環境保護署（EPA）署長李·澤爾丁（Lee Zeldin）已啟動一系列措施，旨在放寬對化學產業的監管，其中亦包含影響農業應用的產品。今年三月，澤爾丁提拔了前化學產業說客南希·貝克（Nancy Beck）協助領導環保署的化學品辦公室。貝克在第一屆川普政府擔任環保署官員期間，即以積極反對嚴格化學品監管並捍衛產業利益而聞名。

這種政策上的顯著背離，正在美國政治右翼內部點燃新的矛盾。一方面是基層民粹主義對「去毒化」和限制企業影響力的強烈訴求，另一方面則是政府對「大農業」和化學產業的持續支持。這揭示了右翼聯盟內部在經濟發展、環境保護與企業監管立場上根深蒂固的分歧。

環境監管：從競選口號到政策轉向

在過去一年中，環保署積極尋求批准五種含有PFAS（俗稱「永久化學品」）的農藥，用於油菜籽、玉米、大豆和小麥等大宗作物。環保署採用了一個極為狹隘的PFAS定義，特意排除了含有單一氟化碳的化學品，藉此聲稱這些農藥在技術上不屬於「永久化學品」。然而，根據國際政府間的廣泛定義，這些化學品通常被歸類為PFAS。

這種「定義戰」策略性地規避了更嚴格的監管，以符合產業利益。PFAS因其在環境中難以分解，並對人體健康具有潛在危害而廣受關注。儘管環保署試圖通過狹隘的定義來合理化其決策，但批准這類農藥仍引發了公眾對食品安全和環境健康的深切憂慮，並可能導致長期的環境與健康風險。

PRISM Insight: 政策不確定性下的投資與創新

對於專注於可持續農業、生物農藥或替代蛋白質的科技新創公司而言，政府對「大農業」和傳統化學農藥的持續支持，可能會增加其市場拓展的難度。投資者在評估此類投資時，需特別考量政策風險，並尋找那些能夠在現有補貼體系之外創造獨特價值，或提供具顛覆性解決方案的機會。ESG（環境、社會和治理）標準在評估農業相關投資時日益關鍵。政府放寬環境監管，短期內雖可能降低部分企業成本，但長期來看，將面臨更高的監管不確定性、潛在的法律訴訟風險以及消費者抵制壓力。

在政策不確定性與環境壓力並存的背景下，提升效率和可追溯性的精密農業技術將更具吸引力。例如，物聯網感測器、AI數據分析、精準灌溉和智慧施肥系統等，可幫助農民優化投入、降低對傳統化學品的依賴，並滿足未來可能更嚴格的環保標準。這為相關科技公司提供了新的成長空間，也將引導農業產業向更具韌性、更數據驅動的模式轉型。

未來展望：農業、環境與政治板塊的潛在變革

即將到來的大選將再次考驗選民對環境承諾與經濟利益的權衡。若政府繼續偏離競選承諾，特別是在環境保護議題上，可能會疏遠部分曾支持他們的選民，尤其是在關注健康和環境問題的年輕世代和中間選民中。環保組織和消費者團體很可能對環保署的化學品審批決策提起法律訴訟，這預示著一個長期且影響深遠的法律戰場。

在全球對氣候變遷和食品安全日益關注的背景下，美國農業部門，無論其國內政策如何，都將面臨轉向更可持續實踐的外部壓力。國際貿易夥伴也可能對含有特定化學品的農產品實施更嚴格的進口標準，進一步推動產業轉型。右翼內部在環境與產業政策上的分歧，可能導致政治聯盟的重新組合，甚至催生新的政治運動，要求更符合民意的環境保護措施。這場深層次的辯論將塑造美國農業的未來走向，並對全球環境監管趨勢產生連鎖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