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西方偽善消失後，世界將面臨什麼

維持了數十年的國際遊戲規則，正在我們眼前崩塌。

本月在達沃斯論壇上，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發表了一場震撼性演說，直言西方國家長期以來都在運作一個「虛偽的」國際體系。他們高舉自由主義理想，卻經常豁免自己遵守；倡導自由貿易，卻選擇性執行；談論國際法和人權，卻對盟友和對手採用不同標準。

卡尼坦承：「我們參與了這些儀式，並且大多避免指出修辭與現實之間的差距。」這個體系之所以能夠維持，是因為它提供了穩定性，而且美國的力量儘管存在雙重標準，仍然提供了其他西方國家所依賴的公共財。但如今，「這種交易不再有效」。

偽善的雙重作用

諷刺的是，「偽善」在國際政治中一直扮演著雙重角色。它確實滋生了大國之間的怨恨和不信任，但同時也透過讓國家對其聲稱堅持的道德標準負責來約束權力。

冷戰期間，美國用民主和人權的語言來為其在國際秩序中的領導地位辯護，儘管其行動往往達不到這些理想。但這種偽善並非無人挑戰。盟友和不結盟國家都反覆引用美國的修辭來批評美國的行為，要求其所倡導的原則與實際作為之間保持更大的一致性。

這種壓力產生了實質性結果。例如，1975年的教會委員會對美國情報部門行為的調查，重新塑造了對美國情報行動的監督，並將人權提升為外交政策決定中的有意義考量。

川普時代的「去道德化」

當前時刻的決定性特徵不是美國違反了其曾經倡導的原則，而是它越來越無需為自己的行動尋找道德正當性。以往的政府會用法律、合法性或普世自由價值的語言來包裝美國權力，但華盛頓現在卻以露骨的交易性術語為其外交政策辯護。

2018年退出伊朗核協議時，川普沒有論證德黑蘭違反了國際規範，也沒有說協議危及地區穩定，而是簡單地將其斥為「對美國不利的協議」。面對沙烏地記者賈邁勒·卡舒吉被謀殺事件時，川普為美國繼續與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辯護，不是訴諸戰略必要性，而是指向軍售和對美國有經濟利益的就業機會。

在第二任期內，川普完全剝離了正當化的語言。當他因格陵蘭問題威脅對丹麥等7個歐洲盟友徵收關稅時，他將爭議不是以共同利益或聯盟義務來框架，而是明確地作為槓桿——一種提取領土讓步的交易性要求。

華人世界的新挑戰

對於華人世界而言，這種轉變帶來了複雜的影響。台灣長期依賴美國對民主價值的承諾來維護其安全，但當川普被問及習近平是否可能對台灣採取行動時，他回答雖然這種侵略會讓他「非常不高興」，但決定權在習近平。這不是基於原則的立場，而是赤裸裸的利益計算。

對於香港和東南亞華人社群來說，美國放棄道德正當化意味著人權和民主訴求失去了重要的國際支撐。過去，活動人士可以引用美國的民主修辭來要求一致性；現在，這種策略的效力大大降低。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國家發現自己處於一個更加不可預測的環境中，必須在美中之間進行更加精細的平衡，因為規則已經不再重要，只有力量對比才是決定因素。

交易式秩序的隱憂

表面上看，放棄道德正當化似乎解決了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如果偽善會損害可信度並招致反彈，那麼拒絕提出道德主張似乎是行使權力的更有效方式。

但效率是有代價的。當大國不再感到有必要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時，曾經作為合法性爭論展開的爭端越來越成為槓桿的考驗。制裁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在舊體制下，實施制裁的國家被期望解釋其措施為何是對特定違規行為的回應，並符合共同規則。

巴西資深外交官塞爾索·阿莫林認為，川普「沒有偽善」，只有「赤裸裸的真相」，讓各國可以在不對美國真正動機抱有幻想的情況下進行談判。但這種「效率」可能比想像中更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