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的「和平總統」矛盾：軍事干預如何重塑政治形象

40% 的美國人支持川普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40% 反對，剩下的人態度不明。這個數字背後隱藏著一個政治現實：選民評判軍事干預的標準，往往不是行動本身的對錯，而是總統看起來是否「夠強」。

和平總統的鷹派轉向

川普 一直標榜自己是「和平總統」，承諾結束海外無止境的軍事糾纏。他在 2016 年、2020 年和 2024 年的競選中，都以「沒有發動新戰爭的現代美國領袖」自居。然而，過去一年他的行為卻格外鷹派。

僅在過去兩個月，川普就轟炸了兩個國家，在加勒比海擊沉多艘船隻。他正在伊朗附近集結美國海軍力量——那個他在去年 6 月攻擊過的國家。最戲劇性的是 1 月 3 日的深夜行動：美軍飛入卡拉卡斯，抓捕委內瑞拉總統 馬杜羅 及其妻子，將他們帶到紐約面臨刑事指控。

這種鷹派轉向在國內引發分歧。不僅民主黨人譴責，連一些曾經支持川普「避免對外戰爭」承諾的共和黨人也表達不滿。民調顯示，不到 40% 的美國人認為攻擊委內瑞拉是好主意，但這並不意味著選民壓倒性地批評這個決定。路透社調查發現，美國人在支持、反對和不確定之間幾乎平分秋色。

實力展示的政治邏輯

歷史提供了理解軍事干預政治後果的線索。讓美國總統看起來強勢的干預行動，往往能提升政府的國內支持率——即使選民對這些行動的價值存疑。相反，讓白宮顯得軟弱和魯莽的軍事干預，則會造成傷害。

柯林頓 總統在 1995 年對波士尼亞的干預就是典型例子。民調一直顯示，只有少數選民支持使用軍事力量阻止塞爾維亞在波士尼亞的暴行。但柯林頓的顧問 迪克·莫里斯 相信，這樣做無論如何都會幫助總統，因為會讓他看起來強硬。莫里斯明確告訴柯林頓，應該「狠狠轟炸塞爾維亞，看起來強勢」。

柯林頓聽從了建議，空襲塞爾維亞並派遣數千美軍。莫里斯的預測正確：總統的支持率上升了。據記者 鮑勃·伍德沃德 記述，柯林頓後來思考道：「雖然 60% 的公眾反對向波士尼亞部署美軍，但我的對外政策支持率在我下令部署後上升而非下降。」這個經歷讓柯林頓得出結論：「即使人們不同意決定的實質內容，強硬和果斷仍會受到讚賞。」

成功與失敗的分水嶺

然而，要讓總統看起來強大，僅僅發動攻擊是不夠的——攻擊必須達成目標。柯林頓的波士尼亞空襲做到了這點，迫使塞爾維亞戰士從薩拉熱窩撤退。雷根 總統 1983 年入侵格瑞那達也獲得類似成功，推翻了剛剛推翻並處決該國總理的軍政府。

格瑞那達的政治風險其實很低——大多數美國人在美國入侵前甚至沒聽過這個國家。但實際風險很高——數百名美國人在島上的醫學院就讀，格瑞那達政權很容易將他們扣為人質。任務執行得如此混亂，以至於促使國會改革國防部，確保各軍種之間更好的合作。但格瑞那達軍隊如此弱小，美國還是輕鬆獲勝。雷根的支持率隨後跳升，這次勝利被普遍認為有助於恢復美國人在越戰後對本國使用軍事力量能力的信心。

相比之下，拖延和失敗的軍事干預會損害總統的個人形象。柯林頓在索馬利亞的另一次干預就是例子。1993 年 8 月，總統下令美軍前往索馬利亞，抓捕索馬利亞國民聯盟頭目——這個民兵組織阻止美國運送可以避免饑荒的糧食援助。但華盛頓失敗了，在行動中，索馬利亞民兵在摩加迪休殺死了 19 名美軍。美國對索馬利亞干預的支持率暴跌，柯林頓的支持率下滑。

阿富汗的漫長教訓

阿富汗戰爭提供了最近的重大例子。2014 年 歐巴馬 總統停止美國在該國的戰鬥任務後，美軍在阿富汗的傷亡很少。但美國參與並未結束，衝突拖延且看不到解決方案，因此成為任何總統都無法挽救的政治包袱。

雖然歐巴馬和川普在第一任期內因延續衝突而受到批評，但當 拜登 總統在 2021 年撤軍時，美國人的反應更加嚴厲。當時可能有多數選民說撤軍決定是正確的，但塔利班部隊在美軍逃離時攻占喀布爾的景象，讓拜登看起來軟弱。他的支持率迅速下降，再也沒有回升。

華人世界的觀察視角

從亞洲的角度來看，川普的軍事行動展現了美國在後冷戰時代的新策略思維。對於台海兩岸的華人社群而言，這些行動的意義複雜：一方面，美國展現的軍事決心可能對威權政權形成嚇阻；另一方面，單邊軍事行動的先例也可能在亞太地區引發連鎖反應。

東南亞華人商界尤其關注這種變化對全球供應鏈和貿易路線的影響。當美國在委內瑞拉和加勒比海採取軍事行動時，亞洲市場如何評估美國在南海或台海可能採取的類似行動？這種不確定性正在重塑區域內的戰略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