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國防預算僵局：「親中」標籤掩蓋了什麼？

台灣立法院國防預算爭議，真正的驅動力是經濟現實還是政治意識形態？史汀生中心研究員打破「國民黨親中妨礙」的簡化敘事，揭示民主社會安全困境的深層結構。

當一個民主社會無法為自身防衛買單，問題究竟出在「誰的立場」，還是「誰的錢包」？

2026年，台灣立法院的國防預算審議再度陷入僵局。民進黨政府提出的預算案遭到最大在野黨國民黨（KMT）的阻撓與削減，批評聲浪隨之而來——「親北京的政治操作」、「妨礙台灣自我防衛」。這套敘事在國際媒體中廣泛流傳，尤其在川普政府持續向台灣施壓、要求增加國防支出的背景下，更顯得理所當然。

但史汀生中心中國項目資深研究員麥可·坎寧安（Michael Cunningham）提出了一個不那麼方便、卻更接近現實的解釋：這場僵局的核心驅動力，是經濟現實，而非意識形態。

數字背後的政治算術

台灣目前的國防預算約佔GDP的2.5%，已接近北約成員國的目標標準。然而美國的要求持續升高，部分聲音甚至主張台灣應將比例提升至3%以上。對於一個總人口約2,300萬、同時面臨少子化與社會福利需求上升的島嶼社會而言，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每一塊錢的國防支出，都可能從教育、長照或基礎建設中抽走。國民黨在立法院的抵制，在相當程度上反映的是這種選民焦慮——而非單純的對北京的政治效忠。坎寧安的分析指出，將KMT的預算立場簡化為「親中妨礙」，不僅是過度簡化，更可能讓決策者忽視真正需要解決的結構性問題。

2025年11月正式接任國民黨主席的鄭麗文，雖然在兩岸政策上採取相對溫和的立場，但KMT作為一個政黨，其核心利益在於贏得選舉、回應選民——而台灣選民對急速擴張軍費的疑慮，是真實存在的民意，不能簡單貼上「親中」標籤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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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親中vs.反中」成為解讀一切政治行為的主要框架，真正複雜的問題就會被遮蔽。

首先，台灣的安全困境從來不只是預算數字的問題。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最新報告顯示，亞洲軍備競賽正在全面加速，但支出增加並不自動等於嚇阻能力提升。台灣面臨的核心問題是：錢要花在哪裡，如何花得有效率——這是一個戰略問題，而非單純的意志力問題。

其次，對華人世界的讀者而言，這場爭議有著特殊的觀察價值。台灣的民主制度正在真實地測試一個命題：當外部安全威脅與內部民主程序發生衝突時，民主社會如何做出選擇？這個問題的答案，對香港、對東南亞華人社群、乃至對中國大陸未來的政治想像，都具有不可忽視的參照意義。

從投資者的角度看，台灣海峽的緊張程度直接影響半導體供應鏈的風險溢價。台積電等企業的地緣政治風險評估，與台灣實際的防衛能力密切相關。若預算僵局長期化，市場對台灣安全承諾的信心可能受到侵蝕，進而影響外資佈局亞太的決策。

台灣的案例揭示了一個更普遍的結構性張力：民主政府必須回應選民的即時需求，但安全投資的回報往往是長期的、甚至是「沒有發生壞事」這種難以量化的成果。

這不是台灣獨有的困境。日本為達成GDP 2%的防衛費目標，正在進行艱難的財源辯論；韓國面對北韓威脅，同樣需要在民生與軍備之間尋求平衡。民主社會的安全困境，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意志問題，而是制度設計與政治經濟的複雜互動。

把台灣的預算僵局歸咎於「親中勢力」，不僅簡化了問題，更可能讓外部觀察者——包括華盛頓的決策者——對民主盟友的真實處境產生誤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