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鐘送達背後的生死時速：印度快遞員的血淚代價

430萬印度中產階級消費者，7分鐘內收到訂購的商品。這聽起來像是科技創新的勝利，但對21歲的希曼舒·帕爾來說，卻是一場噩夢的開始。

那天，他眼睜睜看著18歲的同事安庫什倒在德里衛星城諾伊達的十字路口。這是安庫什從1000公里外的比哈爾邦農村來到大城市的第一天，也是他在Swiggy平台工作的第一天——同時也是最後一天。

快速配送的致命競賽

印度的快速配送服務已成為全球矚目的商業奇蹟。Swiggy、Zomato這些平台巨頭統治市場超過十年，而Zepto、Flipkart Minutes等新進者也加入戰局。2024年12月，亞馬遜推出名為「Tez」（印地語和烏爾都語中意為「快速」）的15分鐘配送服務，正式進軍這個市場。

競爭白熱化的結果是配送時間的極限挑戰。Zomato旗下的Blinkit明確承諾10分鐘送達，Swiggy的Instamart也力求在10分鐘內完成大多數訂單。但對於必須穿梭在印度大都市交通擁堵、坑洞遍布道路上的外送員來說，這些由上而下制定的配送期限往往成為死亡陷阱。

外送員和工會組織反覆指出，道路事故經常導致死亡，但這些卻不被歸類為職業傷亡。危險不僅來自車禍——工人在極端高溫下長時間戶外工作，還要承受德里和班加羅爾等城市的有毒空氣污染。薪資受到星級評分系統影響，意味著外送員無法對行為不當的顧客說不。

《OTP Please!》一書作者范達娜·瓦蘇德萬直言：「印度中產階級實際上是騎在窮人的背上。他們坐在家中，被這種相當創新的科技模式極度寵壞，但所有這些特權都是以工人為代價換來的。」

政府介入與表面功夫

2025年1月初，印度政府終於介入，要求所有快速配送平台停止承諾「10分鐘配送」，此舉是在全國零工工人因危險工作條件發動罷工後做出的。

但專家和在印度龐大快速配送引擎中辛勤工作的員工表示，現實基本沒有改變。激烈的快速配送競爭意味著，無論是否有正式的10分鐘承諾，外送員仍承受著盡一切可能快速將包裹送達顧客的壓力。

證券公司Elara Capital執行副總裁卡蘭·陶拉尼告訴半島電視台，取消10分鐘配送標語主要是「視覺導向而非業務改變」，快速配送的價值主張仍然建立在速度和便利性上，在結構上仍優於傳統電商時間線。

政府指令發布一週後，半島電視台在國家首都圈三個不同城市查看時發現，平台通常仍顯示不到10分鐘的配送時間。

系統設計的根本問題

快速配送公司堅持認為，新指令不會對其商業模式產生重大影響。外送員也同意這個觀點。

「我們將雜貨送到門口，每次都拿生命冒險，」帕爾在德里郊外諾伊達一個富裕社區附近的暗倉外等待下一個訂單時說。「這種即時配送的想法太荒謬了；有什麼東西是真的需要在10分鐘內得到的？」

外送員表示問題出在設計本身。「系統對我們來說運作在簡單的數學上：你配送的訂單越多，賺得越多，」另一名外送員潘卡吉·庫馬爾在帕爾肩膀上方說。

「如果我們想在這些平台上賺錢，就需要騎得更快——一直以來，我都是在錯誤的道路一側飛馳，闖紅燈，」庫馬爾說。

瓦蘇德萬表示：「政府的介入是受歡迎的步驟，為一些工人帶來了安慰。10分鐘問題帶來了顧客期望；一旦你取消承諾，速度行為至少變成了自願的。」

零工經濟的黑暗面

印度價值115億美元的零工經濟正在快速膨脹：根據政府智庫Niti Aayog的數據，零工工人預計將從2021年的770萬增長到2030年的2350萬。

在上一個財政年度，快速配送平台創下紀錄，總訂單價值達70億美元，比前一年增長一倍多。該行業一直是投資寵兒，從2022年起錄得驚人的142%複合年增長率。

但專家表示，推動這個表面成功故事的是兩個更黑暗的人口因素。印度城市的中產階級社區雖然擁擠，但往往是隔離的社區，使公司更容易在豪華地區附近租用便宜的倉庫。同時，貧富差距已達到歷史新高，體現在從工資停滯到巨額財富集中的各個方面。

這使得公司能夠在每個商店保持數百名外送員待命，排隊等待接下一個訂單並競相配送，而無需提供社會保障或最低工資。

集體行動的力量

面對惡化的工作條件和波動的工資，幾個工人組織在新年前夜協調了一次罷工。

領導停工的印度應用程式運輸工人聯合會（IFAT）全國總書記謝克·薩拉烏丁告訴半島電視台，他們對平台公司的要求遭到了「企業展示肌肉力量，從公關遊戲到恐嚇外送員」的回應。

薩拉烏丁也是與印度政府就法規進行互動的委員會成員，他說要求包括使決定薪資的公司演算法透明和可靠。工人們還要求結束「任意封鎖工人ID」並享有組織抗議的權利。

外送員表示，平台使用自動演算法停用工人帳戶，實際上是無預警解僱他們，原因包括評分較低、頻繁取消訂單或顧客投訴。參與抗議的外送員在某些情況下還面臨警方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