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是共謀嗎？一部1969年的電影問出了今天的答案

法國紀錄片《悲傷與憐憫》以納粹佔領時期的普通市民為鏡，映照出威權體制下「不抵抗」的代價。這部長達四小時的老片，為何在今天重新引發廣泛共鳴？

「我只是過著自己的生活」——這句話，在任何時代都是最方便的藉口。

1969年，法國導演馬塞爾·奧弗斯（Marcel Ophuls）拍攝了一部長達四小時的紀錄片《悲傷與憐憫（The Sorrow and the Pity）》，記錄了納粹佔領下法國一座普通城市的日常。這部電影在法國本土被電視台封存長達十年，原因是它戳破了一個國家賴以重建自我認同的神話。

奧弗斯去年以97歲高齡辭世。但他留下的這部作品，卻在2026年的今天，以一種令人不安的方式，重新變得切題。

一個國家的神話，與它的裂縫

電影的舞台是法國中部城市克萊蒙費朗（Clermont-Ferrand），距離納粹扶植的傀儡政權所在地維琪（Vichy）約一小時車程。維琪政府由一戰英雄菲利普·貝當（Philippe Pétain）領導，而他昔日的部屬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則流亡英國，組織抵抗運動，最終率軍返回解放法國。

戰後，法國建立了一套敘事：絕大多數法國人抵抗了納粹，只有少數壞人選擇合作。這個故事成為法蘭西戰後認同的基石。

問題是，它並不完全是真的。

奧弗斯本人是法德混血猶太人，他以採訪的方式，讓歷史的真實面目緩緩浮現。他的鏡頭對準了抵抗運動的前領袖、前納粹士兵、加入武裝親衛隊（Waffen-SS）的法國貴族，以及最關鍵的——那些既未積極合作、也未選擇抵抗的普通市民。正是這些人的沉默，構成了佔領得以運作的土壤。

「中立」的真實代價

電影中，前英國地下特工丹尼斯·雷克（Denis Rake）回憶道：「工人階級的法國人願意冒著個人風險幫助我、收留我。但資產階級不同。他們非常中立，幫助不多。他們很害怕。他們失去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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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在今天讀來，依然刺耳。威權體制的運作，並不需要大多數人的熱情支持，只需要大多數人的沉默與默許。

前法國共產黨領袖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在片中說得更直白：「如果法國警察沒有幫助搜捕共產黨人和愛國者，德國人光靠自己的蓋世太保，根本無法造成那麼大的傷害。」國家機器一旦被轉化為鎮壓工具，其效率往往遠超外來力量。

這個邏輯，並不僅限於二戰時期的法國。

年輕人為何走向極端？

電影中最令人難忘的採訪對象之一，是曾加入武裝親衛隊的法國富家子弟克里斯蒂安·德·拉·馬齊埃爾（Christian de La Mazière）。他坦然解釋自己的選擇：家族的反共立場、王黨派的傳統，以及——「紐倫堡的影像對我們來說就像一種新宗教，令我們震撼。這也是一種反抗家族的方式。」

越軌本身的吸引力——這個告白，精準地描述了極端主義招募年輕人的心理機制。當現實秩序令人窒息，打破規則本身就成為一種誘惑。這種心理，在今天許多社會中，並不陌生。

抵抗需要不完美的聯盟

電影也揭示了另一個常被忽略的歷史事實：抵抗運動的成功，依賴於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人們放下分歧、共同行動。抵抗運動中有共產黨人、共和派，甚至王黨派。片中，抵抗運動上校薩爾頓·杜·瓊謝（Raymond Sarton du Jonchay）被問及「你是共和主義者嗎？」他苦笑著說：「不完全是。我更像是君主派。」但他依然選擇了抵抗。

不是因為理念一致，而是因為對共同危機的清醒認識。

為什麼是現在？

這部老片在2026年重新被廣泛討論，並非偶然。美國的政治極化、歐洲右翼民粹主義的持續擴張、以及全球範圍內對民主制度信任度的下滑，讓《悲傷與憐憫》所描述的那種歷史氛圍，對許多讀者而言不再像是遙遠的過去。

對於華人世界的讀者而言，這部電影的共鳴或許更為複雜。在香港、台灣，以及海外華人社群中，關於「抵抗」與「妥協」的辯論，從未真正停止過。在不同的政治光譜上，人們對「沉默是否等於共謀」這個問題，有著截然不同的答案——而這種分歧本身，也許正是奧弗斯希望我們去正視的。

電影的結尾，一位老游擊隊員說：他知道當年的告密者至今仍生活在他身邊。他無法忘記，但他也不尋求報復。奧弗斯主張記憶的必要性，卻將「是追求正義，還是與那些從未認錯的人共存」這個問題，留給了觀眾自己去回答。